10月17日，由黄专、约翰·海雅特联合策划的展览--"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拉开了帷幕。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单纯的视觉艺术展，按主办方的官方标准说法应该叫做"文化视觉史研究项目"。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广义、汪建伟、卢昊、曾力、隋建国等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与巫鸿、汪晖、赵汀阳三位学者的重要论文呈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态势，构成了眼前这一接近档案文献式的展示流程。
　　“国家遗产”这一命题，显然是旨在探讨中国近现代“国家”概念形成过程中的思想史和视觉史意义。“也许每个艺术家在完成自己作品方案时的想法，不一定跟我相同。但是，‘遗产’这个观念深化了他们做的东西。”与此同时，策展人黄专也坦言，“为了配合这次展览的主题，艺术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牺牲，作品的完整性被破坏掉了。”
　　是的，相信这也是此次展览给不少观者的一个普遍印象：展览的主角似乎不是展厅里的艺术品，更不是艺术家……而是展览主题本身，以及提出该主题的策展人和围绕着主题扯得昏天暗地的研讨会。
　　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艺术家们所展示出的旧作都为此作出了一些调整，如摄影师曾力拍摄水钢的照片被策展方用作与找来的领导人视察水钢的历史照片进行了等比例展出，而隋建国作品《大提速》中的声音部分也被取消……同时，我们在现场也找到了这种特殊安排的合理解释——服从性。“我看重的是展览后的研讨会部分，展览只是讨论的素材。”正如黄专所说，若把一次展览看作是一部电影的话，那么艺术家也就等同于进行着角色扮演的大小明星，而策展人则是导演这一身份，对展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顾森则另有见解，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一主题让展览变得沉重、紧张，自己都没有完全看懂，还说：“他（隋建国）有一种很好很放松的心态，做这件作品是其乐无穷的。但是一旦把这个作品（《大提速》）和国家制度、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就显得太过沉重了。”
　　事实上，今天的艺术圈，“策展人的时代是否到来”的问题一直在热议中。特别是近几年发展很快的中国当代艺术，至今都没有建立一种良性的艺术机制，尤其是策展机制，所以策展人更多的时候是在跟画廊、艺术机构、艺术家、艺术资本“博弈”，试图寻求一个较好的结合点。于是，旁人不难发现，中国当前的情况是市场、策展人和批评家将“话语权”紧紧掌握在手中。这一不争的事实，表明了国内的策展人与西方国家不同，并不只是提供策划方案，负责展览的实施，保证展览的学术性，他们还像“全能战士”一样，扮演着包括拉赞助、做展览、联系艺术家，甚至展览结束后还得向收藏家推荐作品等一整条流程中的各个关键角色。对于今天国内多如牛毛、良莠不齐的大小展览来讲，显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所在。

　　当然，眼前的“国家遗产”展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展览。至于它的特别之处，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为展览而生的一本画册。大家都知道，上了规模的展览通常会量身定做一本画册，但我们所熟知的画册总会让人觉得更有一种王婆卖瓜的感觉，没有太多的可读性。而“国家遗产”展的这个画册除了展览相关内容，还有展览之外的其他信息，比如展览的设计师是关于有几位学者，他们把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并且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经过改造；还有就是在画册中间，出现了一个文本和图像的另外一种结合，这里面在展览之内有，还有一些是别的地方，比如说工作者收集进去，所以画册便成了第二个工作的基础和延伸。虽然说都是有着一个题目，但眼下大多数的展览都给人以一种七拼八凑的感觉，去看展览就跟看中国的“大片”一般，可能挺热闹的、挺花哨的，但完就完了，并不能带给或是引起观者的思考。而在这个展览里，策展人对将要展示作品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的重新整合，做了一些钩沉的工作，从而发现与放大这些作品中被忽略的联系。所以，这次展览就不仅是艺术家的展览，实际上也是策展人的展览。
　　事实上，策展人过分介入可能会导致艺术家被工具化，而策展人若是缺席的话，观众则可能少了一个更好去解读艺术与展览的逻辑关系。比方展览中汪建伟的作品（《观礼台》），这是在做别的项目的过程当中逐步衍生并进入到观礼台历史的研究，对观礼台进行了历史的、考古的方方面面的研究，要它的形式、尺寸、高度和所承载的内容，以及承载的内容的目的性等等，没完没了就这么往下走……就连吕澎教授也表示，这个工程显然在今天不是一个句号，尽管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出发点、问题点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些作品都把一个明确的意义方向、问题方向中止一下，暴露的都是难点，都是ABCD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去走。是的，在这里策展人就是当仁不让的舵手。
　　在这样的“命题作业”中，一个良性的从解构到重构的发展过程，决定了最后结果的精彩与否。而今艺术市场日渐火爆，很多展览和策展人也都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这样的诱惑自然也就变成了策展人在“命题作业”时的困惑：当学术与市场同时出现在天平两端时，究竟是选择有所倾斜还是寻找平衡呢？也许，这就是意味着一位策展人的水平，以及他的思考情况。
　　虽然在“国家遗产”展中艺术家的独立性被削减，但这不能算是一件坏事，相反，策展人的有意为之，让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在展览中更能体现出与中国“现代化”这一独特历史个案的关系。是的，王广义的《东风-金龙》，从汽车由一种工业产品在中国演绎为一种文化、政治和消费符号的过程；汪建伟的《观礼台》，是对建筑师张开济“天安门观礼台”设计的历史符号系统、政治仪式空间等复杂的文化功能调查的结果；隋建国的《大提速》，通过“提速”这一现代化课题在中国近现代国家铁路设计中的历史演进，研究“速度”这一现代化观念对重塑中国人心理、精神、价值及生存环境的复杂意义；曾力的《水城钢铁厂》，以对上世纪70年代影响中国工业革命格局和方向至巨的“三线工程”的视觉调查，突出“冷战”意识形态背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设计的影响及精神后果；卢昊的《复制的记忆》，通过对北京城九座古城门的虚拟复制，以一种文化乌托邦态度对中国城市建筑进行的视觉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