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青：略说智仁文化 固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气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重要载体和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它的产生就显示着一种不同凡响。在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礼运第九》中将“龙”与凤、龟、麟一起并称“四灵”。

中国龙与西方神话中把“龙”翻译成Dragon是不一样的，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Dragon”中文译名“龙”，但与中国“龙”(英文译为loong)是有区别的。Dragon是西方神话中一种强大的生物，第一眼看上去外形类似一只长着类似蝙蝠肉翼的蜥蜴。这样的“龙”有很多种，生活环境从沙漠到森林，甚至海洋都有分布，习性和颜色也随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如变色龙一样的，它们在西方神话中共同的特点是喜财宝，常穴居，会喷火。

中国的“龙” 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特征相结合的“图腾”式的形象表意体。龙的图腾形成于轩辕黄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巡阅四方，合符釜山。这次河北涿鹿的“合符”不仅统一了各部落的军令符信，而且还确立了政治、文化上的结盟，达成统一战线，从原来各部落的“图腾”中择取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将其组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图腾文化标识和形象形体——龙！

实际上这个“龙图腾”的文化也是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所见中，观察自然物象所得。在35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龙” 字有其形象，可为明证，同时也说明远古时期“龙”这种高级生命形式的生物体是存在的。在“四灵”龙、凤、龟、麟中其它“三灵”逐渐灭绝了。譬如，3000多年前西周初建时“凤鸣岐山”应该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凤凰出现是大吉祥的，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所以其记录是很普遍的，流传也很广的。在2481年前时71岁的孔子“西狩获麟”事件应该也是真实的，因为《春秋》绝笔（就是停止写作）就是这一年发生的。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龟”这种“灵物”只是没有灭绝罢了。

儒家视龟为吉祥物，道家参照龟息法养生。佛家讲放生，以龟为上。殷商人讲占卜，以龟甲为灵。现在人不畏礼，不懂文化，失却基本的文化素养，竟然活吃龟，玩活龟，人工养龟剥去龟的自然生存权，这是最大的造孽和亵渎，加速对龟的灭绝和大不敬！这些文化都是有一定的深层次的道理，中国的老祖先常会念念不忘的，绝对不是什么迷信不迷信的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对任何事务要科学的去对待，而不是用唯一的某种科学标准去衡量。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亦即阴与阳的关系，这是辩证关系，需要用中华文化思想体系去认知，不是用某种非中华文化思想体系去检验的！

中国古代说“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神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东汉王符说“龙”形象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 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 ，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自西汉起儒家学说占据主流的两千多年封建时代里“龙”则成了皇帝的象征，将一切高贵的品质都赋予龙。代天而言的皇帝即天子，天子即龙，天子的儿子则为龙子龙孙，皇后为“凤”，成为龙凤配。“龙”成为历代皇帝王权的专利时老百姓是绝对不能也不敢用“龙”的形象形体的，只有对龙进行无限的崇拜和最高的礼敬。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开始大力推行大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策略与文化主张——也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此后一直绵延而下。当儒家学说成为维护、有利于帝王权力大一统的局面下，由西周礼制以来形成的“智”、“仁”学说就成为后世历史舞台的主角了，成为后人遵循与力倡的文化思想，与此以“礼、义、仁、智、信”就成为“汉民族”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品质和代名词！

汉民、汉民族起于西汉，因秦末混战时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居汉水而得名。汉之前近三千多年时期里，古老的中国以居住黄河流域的人均称谓“夏”或“华夏”，即夏人、夏民、华夏族。汉立国之初，就继承了华夏人特有的优秀文化品质和精神，参考商、周、秦以来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经验将儒家学说中“智”、“仁”完美巧妙的融合，使后世人在生活处世、做人处事、立业发展等方面成为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成为人一生的理想追求和做人好坏的衡量标准。

就智来说，代表着智慧、智商、智谋、才智与见识等。如，《管子》：“四时能变谓之智。”《孟子》：“然后智生于忧患。”贾谊《治安策》：“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

首先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或道德情操来使用的，是孔子的思想体现。他把“智”与“仁”、“勇”两个道德规范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中庸》所谓的“三达德”，智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其次，孟子第一次将《周礼·天官·内宰》中教导后宫妇女行为规范的一种规制“四德”用儒家思想对“仁、义、礼、智”升华形成“四德”，他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最终，仁、义、礼、智四位一体，相依互补，恰成一完整的道德范畴系统，构建为“人道”的全部蕴涵。接着到了汉代，儒家在“四德”基础上又确立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智”列其中。

佛家文化中有二智、三智、四智、五智、十智、二十智、四十八智、七十七智等，它与儒家文化对智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佛家“智”指人们普遍具有的辨认事物、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或认识，也就是“见识”的一个问题。道家文化中的“智”与儒、佛两家又不同，它是教人以自然无为法与宇宙、天地和谐相处，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和生命力。

就仁来说，它代表着天、地，指做人要效法天地，人与二组合起来就代表天、人、地三才之道。仁字从二不从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的“心”来为人处事，即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博爱心、包容心之后才会产生仁爱之心，这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的核心之道。约之现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之道。《春初·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大学·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谭嗣同《仁学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和治国理政的主张，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特别到了宋代被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朱熹加以推波助澜将“仁”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徳，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形成《仁说》名篇传世，影响并开启了明代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体系”。

在孔子未提出“仁”的系统思想之前，春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关于“仁”的记载。如，《诗经·郑风·叔于田》曰：“洵美且仁。”《诗经·齐风·卢令》曰：“其人美且仁。”此两处提到仁，且都和美有关联，显然这里的“仁”是仪文美备的意思，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意义。再如，《尚书》有“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其中“予仁若考”就是“予仁而巧”的意思，“巧”是多才多艺，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国语·晋语一》中“爱亲之谓仁。”此处的“仁”体现在父子关系上就是爱亲、就是孝悌。《国语·晋语二》中申生拒绝逃亡说：“仁不怨君”、“逃死而怨君不仁。”此处的“仁”体现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就是保护小国，救助邻国。此外，“仁”还有其他含义，如《国语·晋语二》说“利国之谓仁。”

仁的产生，是商末周初社会关系大变动在伦理思想上的最直接表现，是对国与国、君与臣、子与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伦理总结。仁在现时代来看，其内容是很富的，也是很积极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仁”思想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社会变革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剧烈变化，从而出现了殷商末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局面。当“周礼”由于诸侯分封导致周礼被破坏后，有识之士便站出来了，寻求一种新的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人之间、人与帝王权贵之间的关系。

孔子就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争鸣”中站出来，举起“仁”的思想大旗，对春秋时代以前有关“仁”的资料进行研究，加以取舍，提炼综合，使仁成为一个人伦道德的范畴，也成为他本人的思想学说的立足点，并以此为构筑了早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后来经孟子发展，到荀子集大成，再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得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帝诏”加以推广实施，仁及相关的儒家思想成为汉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需要和精神支撑！

道家对仁的内涵没有过多展开表述，但从《道德经》、《庄子》有关言论可知，道家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仁”（行为）才是真正的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道家对仁的要求高于儒家的标准。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注意，狗在古代是普通百姓作祭祀用的牲畜，加之普通百姓用不起、也不敢用牛、羊、猪等大的牲畜去祭祀的。大牲是用于“太牢”的，只有绝对权力拥有者帝王才能在太庙祭祀、天地祭祀的时候用。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与演变，到了春秋早期时候人们逐渐不再用真的狗，而是用草扎的一只狗形来代替。刍狗做好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是很重视的，是不能随便碰的，等到了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刍狗”扔下不管了，或丢弃。老子在这里用刍狗来说明圣人对“仁行为”的不重视，好像圣人只知道喊口号而不践行诺言一样的虚伪，所以才有“绝仁弃义，礼者乱之始。”的担忧和告诫，同时也教诲世人，天地是无所谓自私的，对待万事万物都一样，要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来做出实际的行动与自然大道相融合的一种行为状态。

综上述，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内容”发展到现时代，其有的论调和文化思想是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要有甄别。但是其“优秀”的、合理的、可行的、实用的成分和思想，却是现时代人们精神食粮相对欠缺、相对浮华、相对衰退缺少“文化自信”时期亟需的。因此，在弘扬、传承、创新、发展中华文化中就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奉行优秀，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利于汉民族的文化大发展，才能在重塑“智”、“仁”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对现实的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意义，发挥“智”、“仁”本有的文化价值。

近几十年来，由于传统文化热和国学文化热的经济利益链的驱动，加之西方不良的思潮影响和舆论鼓吹，导致泥沙俱下，歪风横行，教授教而不授（为人师表之道），官员官而不员（为人民服务之本），商人商而不人（唯利是图），文化人文而不化（失去文化本真），并催生出许多不正常的奇怪异乱现象，从小孩到成人，从民间到官方，大多数都背离了国学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要“化育万物，承传德文言行，塑造完美人格”的真正意图，把国学表演化、庸俗化、低级化，把传统文化糟粕化、愚昧化、权利化，甚至出现神道设教式的封建迷信化，向官员、干部集体跪拜图一时之噱头！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并且要以正知、正信、正见、正行的方式来恢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培育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智”、“仁”文化展现其良好的社会文化形象与传播功用，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杨牧青 著名书画家、国学智慧研究者、民间智库建设推动人、人类上古文化谱系研究课题组学术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