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昨天黄昏，侯先生去世了。今晨见到讣告，就坐下来回想他。

侯先生，相貌堂堂，有威仪。如今市面见不到这等人物了。而他总是笑吟吟的，随时诙谐，但即便笑着，他仍然有威仪，而且深沉。讲到愤恨惨伤之事，他照样笑，但目光敛了笑意，用好看的眼睛，逼视你。那天他指着我画架子跟前的地板，说：

“就在这里，他们打了我十四天，不让回家。”

这时，他的眼睛又笑了——为什么他会笑呢——“皮肉打烂了，粘在地板上，翻不了身。”那是我们上学开课的头一日，四十四年前，众人听了，当下不知怎样回应。

那会儿的美院规矩，师长一律称先生。那一刻，我记得全班默然，没人叫声“侯先生”。

以九十二岁高龄算回去，侯先生是老共产党员，1948 年北平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而校长徐悲鸿不知道。“有天我爬在树上，”他厚厚的双眼皮笑得叠起来：“他们跑来跟我说：你闯了祸啦，徐先生要开除你！”我忘了什么祸，结果自然是没给开除。翌年，天安门开国大典游行队伍中，据说就有他，还有另一位美院地下党员，日后与他争锋的李天祥李先生。

现在想，支部书记侯一民爬树那年，才十八岁。讣告里上了几张青年侯先生的黑白照片，实在是大帅哥。待我混进美院面见侯先生，他正当四十八岁，稳重，笃厚，正像我们心目中的老画家。算算他被痛殴的岁数，更是青壮。那年月多少教师被打死了，他居然活到昨天。

我们小时候远远景仰侯先生，以为是老头子，其实他画出刘少奇与矿工的那幅画，根本就是小伙子。六七十年代没人知道西欧与美国的艺术，油画世界的“天花板”，就是苏联作风，且看侯先生笔下那群黑黢黢前行的矿工，全是笔触，全是力量，搁当年，十足前卫。

所以我们这群考上美院的杂种将在他门下舞弄油画，想想便即神往。结果考试末一天，侯先生笑吟吟走进来，左右招呼后，问我岁数。我答二十五岁，他那样地把嘴收进去笑，狠狠看定我，说出我们万想不到的话：

“哎哟，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如今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实在说，共和国出道的头一批精英，不管干什么，都给折损了最可有为的壮年。不久，我在后院破旮旯看见侯先生站在一块大画布前，布上正是他重新画的矿工与刘少奇，原作呢，早给毁了，他被痛殴，就为这幅画。我所折服的杜键先生的《激流中永进》，也给拆下木框扔地上，给人走来走去。

杜先生说及此，神色平然，不见半点怨责。他也老党员，我们进校时，他正与夫人高亚光先生画着巨大的画，幅面中央停着周恩来的灵柩。是的，这就是他们那代人。

师生间的彼此交处而渐渐明白，要有足够的岁月。侯先生的早年精彩，我辈只能想象，待有了师生缘，他已步入中岁，往后数十年，眼见得师长们俱皆老下去，老下去，其中阶段性面见，到此刻，应该写点出来了。

侯先生所能给予的指教，少之又少，不是遗忘，而是，他并不常来，来了，也不像上课。私下里他是可以长谈的老师，课堂上则要言不烦，从不做理论的冗谈。

“你要画脚，不要注意鞋子。”他看我在画女红军模特的足部，笑吟吟说。我说旧军装的洗白的蓝色，好难画，他正色道：“别管它什么红啊蓝的，你要调出说不清哪种颜色的颜色！明白吗，说不出哪种颜色的颜色。”

巡看同学的画，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沉吟着，微微笑，他的笑有感染力，讯息好多，我们便读他的神情。考试期间，临到考创作，众生惴惴，因那时的教条都是命题创作，侯先生出谜似地环顾一圈，故意逗大家，接着叫道：“不设题，随便画！”于是满堂欢呼。

真的，他不管我们，只顾微微笑。从高原回京那夜，同学景波带着我和那几枚西藏组画走去他家，给他看，看到《康巴汉子》，我们七嘴八舌说是哪张脸像谁，侯先生伸手指向正中的汉子，一字一顿说：“我看哪，他就是他。”

那一阵侯先生的兴奋点，不在油画，而在别的大计划，不久，由他领衔，美院新增了壁画系。他相中景波，景波便也撺掇我去壁画系，我不情愿，侯先生似乎明白我的心思，说及此，倒是黙然。又一年，我申请出国，结结巴巴与他说了，他一怔，完全不笑，沉下那张英俊的脸：“丹青啊，你正是抓紧出作品的时候……”我支吾辩了几句，他低头听我说完，忽而换了哄小孩的口吻：

“好吧，好吧，怎么办呢……”随即轻声叹气。

不久他请我到家吃饭，算是送别。整块的羊腿和大红薯，使我相信他祖上真的是蒙古人。那天清晨我在传达室候车上机场，黎明曙色中，侯先生沉甸甸走来。他那时有点微胖了，捉了我巴掌，猛一握，掉头就走，同时喃喃道：“走吧，走吧”。

这两天网上出现好几个侯先生的视频，诸位见到的是白胡子老人，活像今人想象的李聃。高小华给国博画周易文王，便一五一十依照晚年侯先生的脸。但我所记得的侯先生，胡须刮净。八十年代作兴西装，有一回他穿了走来，头发往后梳，简直银行董事长，他语音顿挫，一开口，又俨然是个高官。果然，好像是我去了纽约三四年样子，远远听说老院长江丰死后，侯先生被任命了。

1986年他忽而飞临纽约。“丹青啊，我侯一民！”电话里听到他，如幻似真。我不记得这趟远差的目的，好像竟要在香港筹办美院的分院？反正侯先生是美院出了名的会办事，能张罗，人脉又广。他住苏荷区台湾舞蹈家江青寓中，唤我去，才发现这位老共产党员与港台旅美的文艺精英，个个熟稔，谈笑风生——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是他北平艺专同学，曾随他带进我们的教室——之后，他去了加州看望长兄，那长兄，竟是民国年间的空军军官。

原来如此，他的被痛殴，又多一条理由。

我于是陪他在曼哈顿走。侯先生好仪表，块头大，走在洋人堆里照样气概非凡。我陪他进了几家古董店，主人恭恭敬敬，以为有生意，有个老板悄声问道：“he looks like big man……”那样的店堂，我平日不敢进去的，现在，被毒打的地下党员在乔治一世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华摆设间缓缓走动，带着那样一种表情，十多年后，我在侯先生别庄才明白他那时的表情：他自己就是疯狂攒集古董文物的big man。

夜里我们仍在第五大道走，他迈着大步，自言自语：“我父亲……我大哥……都参加革命……”周围是曼哈顿疾步匆匆的人流，车流，摩天大楼。

我瞧着他宽大的后背，只顾往前，好像忘了我在左右。“都被他们整……几乎整死。”怎会谈起这些呢，此刻忘了，但我从小见了长辈，总要追问从前的故事。

临别，他把自己庞大的身体坐稳了，脸一沉，开始劝我择时回去。那几天我倆已不再是师生，眼下他又变得像个领导。

“我知道。”他慢吞吞说：“我知道你爹是右派，知道你们知青的经历……可是美院需要人，国家需要人……”我心下叫苦：又来了，看来他真的是个领导。那年我三十三岁，说话不知轻重，可是对着侯先生那张脸，我常会放肆，因他从不教训我。这样的有点僵持着，临到分手，他又歪脑袋看旁边，缓缓说：“你在这儿不容易啊，不容易……”随即抬眼正视我，站起身来。我读出他的目光的意思：“小子哎，你不会听我的，我知道。”

我抱抱他，发现革命人习惯紧紧握手，不太会拥抱。

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呢？回国后，侯先生旋即下野了，美院小圈子称作“政变”，亦不为过，而老同学颂南与景波是他近旁的人，我怎会不知：说是官场旧事，无非上下其间的小人。将他支开的招法，是移去中国美术馆当馆长，而美院大佬中顶顶适配为官的侯先生，写了回绝书。

无聊而有趣的官场啊。谁比侯先生长得更像官员呢，而一朝为官，我相信，这位北平艺专小支书的宏愿，就是撒开了做事情——其实侯先生很傻，但老帅哥有脾气。我为这脾气鼓掌，而今想来，却是他重拾性命后的又一场羞辱，不下于当年被痛殴。翌年收到侯先生的信，老头子到底诚实而大气，他不掩饰自己受伤，但语调平静，一句不提人事，每个字方头方脑，好比他被揍之后爬起来，凛然站好。就此，他的另一段生活开始了，几乎带着喜剧感。多年后在深圳游乐园见到数百上千各族人民小雕塑，方头方脑的，我就认出了侯先生。

1991年他又翩然来美，事忙之余，特意来到我的寓所。“丹青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个地主！”他喜滋滋说，旋即大谈他的山庄与孔雀，还有他在深圳的大项目。我说侯先生你多大啦，他眉毛一挑：“六十有一！”

今岁我已到古稀之年，才知“六十有一”多么年轻而能有为，可是那天我心想，侯先生老了。如所有被耽搁的那代人，之后二十多年，他试图，而且成功地向自己证明，他还能做巨量的事情，还被需要。

终于，新世纪头一年，我坐在他满是鸟粪味的大山庄。所有来客一定参观过他齐集自己全部作品的圆形美术馆（他郑重画了他的老师徐悲鸿、董希文、艾中信，个个画得像是旷代英雄），看见笼子里懒洋洋的孔雀（周身土灰色，老两口哪有功夫给它们洗洗）。我所惊讶的是无处不在的佛头、唐三彩、汉魏石象，密密麻麻的小件，还有若干老字画，颤巍巍取出来，展开给我看，一边笑眯了眼，管自嘟囔：

“解放前后北京地摊上都能捡到。一有稿费就往那儿跑……他们不懂，我捡漏！”这就是地下党帅哥的业余生活吗？听我在旁边称奇，他瞟我一眼，叹口气，耳语般放轻语调，忽然显得可怜：

“弄这些玩意儿，我侯一民才能活下来呀。”

那时他已留起长长的胡子，任其垂散，变成我陌生的侯一民。我相信他愿意示人的老态是这样一种风神，回向归隐，那是他内心的另一处资源，包括古董。他真的归隐了吗，山庄另一侧是他设置的会客厅，或者，会议室，空荡荡停着庄严的尘埃。我又想起他曾是领导，以他的资望，在如今被称为领导的人群中，他是令人起敬的老艺术家。

2005年，油画班同学联袂去看望昔年的师尊。折腾二十多年壁画梦，油画家侯一民似乎回来了，老头子扛出新油画，画着骚动的群众，右侧，几位教授模样的人反剪双手，被押出来——他到底不能忘却往事，临老还要在画布上重现。边上有一幅依照片制作的两伊战争画面，没画完，显然要找回年轻时代的笔力。你也关注两伊战争吗？我问。他像个坏孩子那样（带着花白的胡子）大笑：

“你们不知道哇！我喜欢画造反，巴不得天下大乱世界革命，我就有得画！”

他边笑边喘，脑袋缩进双肩，作认怂状，仿佛说漏了心里的秘密。那一瞬，我对他又起爱敬：我也向往画造反，画血腥，我们是被暴力吸引而惊怵的同一茬人。

那年地震过后，不晓得怎么一来，世纪坛展出了侯先生的一组抗震系列，尺幅很大，虽说不是造反，但他被哺育的苦难美学又一次让他不安分。景波携我前往，只见白胡子老人拄着手杖，振振有词，人群似乎没在听他，当嘈杂稍低，侯先生庄严地说：

“最近，我心里，总要想起一个名字：毛泽东！”

现场人太多，我没上前招呼，现在想，便是末一次远远地望望他——本周，老人的死亡消息接踵而来，小小美院，年逾九旬的李化吉、钟涵，高龄过百的周令钊，相继辞世了。七十多年前，他们是一群咄咄逼人的青年才俊，其中有位侯一民。

人其实难以了解长辈。现在我试着想象他，然而只能止于想象——我没有在三十多岁被人毒打。我没有经历过上任与下野。我没有好几屋子古董（甚至没有胡子），当然，更没在十八岁加入地下党——除非亲历，我不能说了解侯先生。

他最耐看的画，是 1957 年画的青年地下党，时年二十七岁，此后没再画出如是丰厚密实而血气方刚的作品，好一幅卓越的苏联油画呀——那年，马克西莫夫本人正在北京（想想吧，倘若杜尚或是博伊斯介入央美的教学），那时，北京与莫斯科正当结盟的盛期（我出生那年，中苏友好大厦在北京与上海动工）。同样重要的是，侯先生在画自己的十八岁。我不知道这位帅哥与同伙的行状，究竟如何，但当你十八岁进入秘密组织，从事亡命的勾当（多少地下党小伙子临近四九年被反绑了拖出去，照准脑袋开枪），那种紧张、浪漫、向死的狂喜，我们没有过。

而仅仅一年，侯先生亲见了这个组织夺取全中国。那该是何其感奋高亢的时刻：我辈也没有过。

在侯先生的年代，个体价值，多元文化，根本不存在。同时，优秀的个体会在宏大叙事中获得无可遏制的能量，并理所当然神圣化，如奉宗教，祭献个体。此外，我不相信动人的经验都能转化为艺术，除非有相契的美学，正好在场，有如春药。在这幅画中，我们二十七岁的帅哥找到双重的咬合与迸发，如所有艺术家毕生最妙的一两件作品，可遇而不可求。

他二十九岁开手描绘安源的矿工，动机、激情，仍来自 1948 年前后那场席卷亿万人的洪流。然而侯先生终究不是矿工，他以苏联油画的激素想象矿工，终不及《青年地下党员》。但没关系，“我喜欢画造反！”何止如此，这位帅哥果真目击过造反的大成功。

或许因此而侯先生经得起毒打吗？这是理解侯先生（及所有同样命运的老党员）最最困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曾亲历。当他被揍翻在地，我十来岁，亲眼见过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壮汉，重重地扑倒，爬不起来。在血肉与地板撕扯的十几个长夜，侯先生想过什么？

他没人可说，于是对我们说。为什么泛起沧然的笑？多年后木心告诉我一个古词，叫做“痛咥”，专指这种笑。

讣告的影像中，1973、1976 年，侯先生已在工厂教画、写生，挺着腰板，半点看不出几年前近乎丧命的毒打，那时他想不到自己会高寿九十二岁，但他到老不能忘记那场休想还手、无可挣脱的屈辱，反倒地下党种种故事，他仅只提到爬树——聊到徐悲鸿，他又笑得发颤，说是徐先生给新生作报告，讲着讲着，长衫里掏出块鸡血石，得意洋洋，说是刚从琉璃厂弄到。

他在回想他的老师，如我此刻写他。近日辞世的老人，无法趋前拜别，但侯先生最后的时日，我也不愿见他。我知道他荒山里垂老独坐，身边是忠实的老伴。“你俩怎么好上的？”我曾问。“邓澍吗？”他不看我，笑起来：“她是解放区的。”明白了，好一对革命爱侣啊，地下党帅哥立马爱上了她，然后邓澍就陪着男人挨揍。哪止十四天！据说两夫妻半夜里忍痛疗伤，黎明前，扯了棉絮彼此捂上要害部位，护护身子，待天亮，被学生押出去继续打。

这就是侯先生的美院生涯吗？他出局了。身为北平艺专四六年那届头号佼佼者，因才干出众而招忌，原不必惊讶。我想过，以我的不知趣，若他当年身在局中，我会疏远他，他出局后，我还是狠心疏远他：我不愿看他老苍苍坐那儿，壮志未酬，虎落平阳。

走吧，走吧，侯先生。如多数年迈者，他渐渐不认得，也看不惯这陌生的时代。有谁看得惯呢，好在他随时遁入自嘲，那是他疗伤的棉絮。我不介意他暮年鲜有听者的滔滔宏论，我所确信的是，他从未失去他可爱的嬉笑。倘若侯先生不苟言笑，我不会太牵念，更不会爱他。

2023 年元月 2 日—5 日写在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