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忙忙，枯黄的叶子已经在春天的广州纷纷扬扬落了下来，新的绿色正蔓延开来。有些人、有些事情，就在这变幻的季节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经意间，广州美院教授刘济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0多天了。
　　不觉得老人已离去，不认为老人永远失去了艺术或者艺术失去了他。还想去广州美院那座布满绿藤的老房子里，去和他聊一聊，去看他画一画。只是，当思绪飘得再远一点的时候，才沮丧地意识到老人真的不在了。
　　可又想，还有多少可以伤怀的呢？至少，老人还给我们留下了温暖的回忆，老人还在用他的作品感染世人，用他的精神激励后人。
　　春去春又回。我们不妨带着对老人的怀念，看遍万物生长。
　　几年来，我要给他写一本传记类的图书，做了20多次采访，其实就是在听艺术课。作为晚辈，非常幸运曾独自听刘老师讲20多堂艺术课。书的名字早已定了下来，叫《奔——刘济荣谈艺录》，他的老同学马振声先生、学生梁江先生也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就慢了下来。
　　现在，这本书已经交付岭南出版社编审，预计不久正式面世。就在他生前最后那一段时间，去拜访他，他还表示很期待这本书能尽快出版。现在，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了，实在无法讲出遗憾。
　　怀念老人，怀念他叫我“小韩”，怀念他讲的20多堂艺术课。现在，拿出一年前写的这本书的后记，仅作对老人的怀念。
　　这是初冬的一个下午，北方的第一场雪已经飘洒下来，南国的阳光正灿烂着。空气里已减了许多湿热，多了些清爽与温润。广州美院家属区的一面墙上，整个地爬满了植物，叶子郁郁葱葱，在清澈的光线抚慰下，显得更青翠了。
　　刘济荣教授就住在这栋楼上。
　　房舍简单质朴，家具或许是上世纪的旧物，摆设也无甚华贵之气。客厅后面辟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用来写字作画，十多支笔管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一方砚台干净得很，不见一点残墨。一个盒子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印章，有些散发着岁月的光泽。
　　几年来，这是我20多次造访老先生寓所一直看到的场景。他的步履轻轻一如既往，他的言辞缓缓一如既往，他的笑容蔼蔼一如既往。
　　那是2012年深冬的一天，同样是一个下午，同样在他的寓所，只是窗前跳动的南国暖阳更能让人触摸到岁月的温度。我打开录音笔、翻开笔记本，开始听他讲授人生与艺术。
　　老先生首先讲起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节奏让人如沐春风。那些故事或者清晰或者模糊、或者欢愉或者悲戚，但都付与了风轻云淡。我听得入神，以至于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都没有中断。
　　“让您受累了。”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觉得时间如此之长的访谈太不近情理。
　　“说起过去的事情，反倒让人来精神，不累，不累。”先生叮嘱“继续”。
　　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几乎每次访谈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刘先生很少主动提出稍作停歇。刘先生乐意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也放下了惴惴心怀，像学生一样聆听老先生的“授课”。
　　这果真是授课！从创作经验总结到文艺理论讲解，从社会形态剖析到人生百态细述，老先生给我上了一堂又一堂的大课，讲得细致、讲得生动、讲得深刻。而我十分有幸，做了这门课唯一的学生。
　　在刘先生淡和的语调中，我首先了解到一位怀有敦敦心志的艺术家在时代变幻中的人生沉浮。
　　从小生活在客家围龙屋里，聆听母亲吟唱客家山歌，深受客家文化氛围的熏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梅州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在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名士与贤能，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这个名单可以拉得无限长，进而串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史。
　　再具体到艺术领域，著名画家林风眠在中西融合之路上作出了巨大的探索，声名显赫，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深受鲁迅赞赏的兴宁籍美术家罗清桢等人在家乡发起版画运动，影响广泛，成就了一批美术人才。这条艺术脉络延续到刘济荣等老一辈艺术家，再到更多的中青年力量，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据一席之地。
　　从童年经受贫苦挫折，再到远走他乡，刘济荣的少年时代和那一代人一样，总是有许多不堪回首。不过，他的求学之路是幸运的。他在最恰当的时机，遇到了南北最顶级的艺术大家。南方有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岭南画派的正传，北方则得到蒋兆和、叶浅予两位人物画巨匠的亲炙。一南一北两种审美风格的激荡、四位恩师风范的洗礼，让刘济荣有了成才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他在人物画上会有出色的表现。
　　说到刘济荣的人物画，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时代。他的一生跨越几个时代，从1949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命运、他的艺术风格也在跌宕的时代中起伏。
　　他有一张画，现藏于广东美术馆，“就是一部时代夹缝中诞生的作品”（刘自语）。《昆仑道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末，要说起创作的起因，就要从他的第一次西藏之行谈起。
　　虽然刘先生是地道的南方画家，但对藏民题材情有独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为了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画，全国挑选了4位画家进藏采风，刘先生和广州美院的同事梁世雄先生就是其中两个，还有两位来自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四人在西藏跑了4个月，农奴翻身的喜悦感染着这些画家。刘先生很兴奋，共完成了500多张速写、拍了99个胶卷。回来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与藏民有关的题材。
　　当年12月底，刘和梁两位先生从西藏回来，打算中间停下来去考察敦煌。但都是高原与山路，道路崎岖，交通条件差，汽车走了整整7个晚上8个白天。一路上，解放军和藏民一起修路，汽车走一段时间就停下来。那时没有铲车，只能用铁锹等工具铲路，再加上冰天雪地，甭提条件多艰苦了。那些道班工人依然不觉严寒与辛苦，孜孜不倦地奋战。“我进而发现，这些道班工人有解放军也有藏民；有男人，也有女人。“这是多好的军民一家亲、藏汉一家亲的题材啊。”刘先生一下子就萌生了创作的想法。
　　1969年底，广州美术学院、广州音乐学院、舞蹈学校合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专门培训工农兵学员，美术创作与教育更显得样板化、单一化。然而，在这样恶劣的文化气候下，刘先生也创作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比如《昆仑道班》《绘新图》等，这两幅作品都参加了1972的加拿大世界博览会。其中，《昆仑道班》的取材便是那次难忘的西藏归来之旅。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是一位美术家对时代的热切回应。当然，时过境迁之后，文化语境从现实主义穿越到各种主义并行。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样的美学形式真是太老土了，甚至还有歌功颂德的意味。但谁又能否认作品中的真诚度，一个艺术家表现时代的炽热情怀？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最为缺乏的。
　　最让我感怀的是，刘先生为人为艺的风格。对艺术的信仰始终岿然不动。他不只是画“人物”，更是画“心灵”；他不只是画世相，更是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