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山，尤“仁者乐山”。虽有“山不在高”之说，但“高山”毕竟为人所共仰，故有“高山流水”之喻，有“高山景行”之说，此为崇高美。中国山水画之章法古有“三远”之别，“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晴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渺渺。”(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这说明视点及观察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之意境，甚至体现出不同的气质与人格，即不同的美学品格，高远无疑是山水画体现崇高美的典型图式，五代荆浩之《匡庐图》，北宋范宽之《溪山行旅图》，李唐之《万壑松风图》为高远之精品，山势耸伟峻厚，览之者有高山仰止之慨。其后之山水，高远之作渐少，文人避世隐逸，善平远潇散淡泊之致，只是一种消极抗争，洁身自好的表示，非山不高，乃人心难高所致。现代西方焦点透视影响于山水画构图，写生小品应运而生，虽不无可亲可近可游之作，但少有高山峨峨之大势。
　　孙蒋涛君气宇不凡，独喜高远之境界，近来东登泰山之巅，一览众山小，西作峡江之游，仰万仞壁立天，或听万壑松风，或沐高岚金晖，自养其浩然之气，遂集万毫之力于笔端，倾情笔墨于素宝，创作了一批以“山高水长”为总主题的巨幅大构。这批作品大多为八尺立幅，山势耸伟直接云天，时或又有泉瀑如悬练而泄，或有急流绕山根而旋，仿佛它们作着与山体相反的运动，藉着这视错觉让山体走出画外似地朝高处长着。近见其五张丈八通屏《挂壁泉流图》，一山突兀立前，两侧飞流直下，而那泉流如同天水自画顶直角折转而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力度。他不是想去作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无稽之谈。他原本是渴望画大画且能画大画的人。仿佛不去征服丈二、丈八之纸不足以尽兴，正如非解衣般礴难以为真画者的典故，孙蒋涛喜以巨幅现高远之境是出自真诚。
　　朋友们都夸孙蒋涛的悟性好，我想，这首先表现于他的大智慧，他对天人合一哲学的感悟。他把人与自然的交融，主客观世界的相互映照视作山水艺术的根本，而从不斤斤计较某山某水之形似，更不以画去换钱，故其山水之气韵即其人之气韵，其山水中体现出来的崇高、阳刚之美，也是他的气质和精神世界的自然流露。我格外地强调这一点，当然是有感于元代以来文人隐逸山水对北宋雄壮高峻的消减，也是有感于当代山水画风格主义的迷漫，即个人程式的不厌其烦的精致化表演对精神性的消解，是为了呼唤当代山水画艺术实现天人合一精神与现代时空的契合所摧生的新的火花。
　　朋友们夸赞孙蒋涛的悟性，其次是缘于他对艺术语言的敏悟。他对笔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的把握强化了势的方向性，强化了高远山水的崇高感。这位聪明的南方人又有些比北方人豪爽的性子，灵动的笔墨里也时时有与高远相应的浑厚与苍茫的气质。他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江苏，自然地具有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到了南国之后，仍以新金陵画派的最后一位代表张文俊先生为师，并在周积寅先生指导下从事古代画论的研究，对传统美学、民族魂魄的尊崇是坚定不移的。然而他又幸逢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澳门与珠海的现代沿海文化氛围中生存，时代的大潮和革新的胆识又不断地激活着他的创造欲，他不断地强化着抽象的形式美的节奏，也时常作些纯抽象的实验，希图注入传统程式以新鲜的生命活力，或者说，让他崇仰的高远境界与现代时空相共鸣。
　　孙蒋涛以其特有的智慧、毅力和气质，在不惑年华创造了他的高远山水新图式。行百里者半九十，他自知前面的山路还很长，至今还像小学生那样随侍张文俊先生左右，并广交画友，以博识见。笔者为其诚恳所感，也时时直陈批评意见，或与三五友人一起七嘴八舌地“会诊”，共议他所面临的问题。譬如运用速度与节奏时如何不损及笔法的质量，在强化大势的同时如何使形体保持一定程度的微妙变化和丰富性，在即兴挥洒中如何保持抒泄性与严谨性的统一，使每一块形，每一块空白，每一道笔墨经得起推敲，尤其是顶天立地的构图中如何处理好山头与山根的章法，在满密的结构中如何让空白的形更美、让虚处有主动的表现力……甚至于建议他进一步沉下心来补些课。孙蒋涛像许多富有才华的青年画家一样，其未来的前途全系于自我对艺术认识的深化和对艺术语汇不已的锤炼。我不主张乘缆车登岱岳，我以为只有十八盘上踏踏实实的攀登者才能享受高山之巅东望日出的大美。如果其然，蒋涛君必将是那拥抱霞光的成功者之一。
                                    壬午酷暑挥汗于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