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时候，家庭很穷。那时农村是土地集体化，做买卖是投机倒把，是犯法，是要被批斗的。所以，大家都安分守己地参加集体生产队劳动，是靠每天“工分”的积累，到收成后按劳动”工分”的比例来分配粮食的。我家五口人，父亲是专门看管大队田园水渠的，是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但工分很低！人家队长，组长，或会计，出纳，保管，只要一官半职，工分都很高，还会有灰色的收入（粮食在他们的手头分配，是他们说得算），剩余的才分配给队员们，每个生产队分配的田地都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肥，有的差！所以最终分配的粮食多少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差别很大。
        母亲身体不好，支气管炎，整天咳嗽得厉害，一咳嗽上气接不了下气，很难受的。我每天得到药店买西药片：“麻黄素，氨茶碱，本芭比苏，B1”三包一毛钱，一日三餐都伴随着一毛钱的西药，才能稳住咳嗽，劳动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听说大哥小时候得脑膜炎病，住院花了不少钱，长大身体恢复的很好，二十二岁去当兵（大家都说大哥身体恢复得好，是我家祖上积德)。二哥和我都在学校读书，家里就我父亲挣那点“工分“，因为家里参加中队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一年秋夏两季分配的粮食少的可怜。分到的粮食才两个月就吃完了，年年缺粮！常常得给一个当队长的亲戚借粮食。不过，我父亲还是有一点小本事，早晨抬着虎头耙（捕虾的工具）去溪边、池塘边捕虾，给生活增加一点营养。父亲每天还耕耘着队里分配种菜的自留地，给家里维持着零花钱。
        每到我们兄弟开学注册时，是母亲最最艰难的时刻，母亲得提前用病弱的身体去离家十多公里远的山上割草（烧火用的），一担一百多斤，隔天再挑到离家十公里的邻村卖给瓦窑，换来两块多元，经过多少天积累的钱来维持我们兄弟注册读书。我家是大队里比较特殊的贫困户，年终偶尔还能得到大队两元的救济费，我们大队贫困户就只有两家，我家和一个盲人臭头痞叔叔家。
　    父亲小时读过书塾，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为人老实安份。那时候没有收音机，没有其他娱乐，每天晚上家里总有好多邻居集聚听我父亲唱歌册。 傍晚时刻，父亲总是用火炭灰小心翼翼地摖着水油灯玻璃，那时没电灯，为了让夜晚明亮些。然后，起火烧水泡茶，只见他先用干草引火，用咸水草扇子扇扇风炉，顿时浓烟滚起，满屋四处烟味，这是用来驱赶蚊子的好办法。每到晚上，邻居大妈大婶都会集中在我家吃功夫茶，听我父亲唱歌册（一种用七言普写长诗故事，很押韵，相当于小说），父亲先四字后三字的吟唱，底气很足，用闽南语声调唱起来节凑明快，很好听。 吟唱的歌册都是竖着写的繁体字楷书，从右边翻页，有上中下集册，每集有十多本，像是毛边纸订制的。有《狄青平西》，《薛仁贵传奇》，《宋仁宗叹五更》，《包公会李后》等五花八门的传奇故事。
    大家集精会神地静听吟唱，母亲忙着泡茶，烧水是用买来的木炭条，红泥火炉，茶海茶壶也是红泥紫砂，比较简陋，那时茶杯只有三个，大家相互谦让轮流吃茶，每次吃完必洗杯。茶叶都是自家生产採制的，邻居们轮流自助茶叶或火炭条，相聚在一起吃茶听歌，那时谁家都穷，只能共同分担。
      父亲性格很温和，带着老花眼镜在水油灯前，提着嗓子吟唱着闽南古调，歌声平和抒情，故事跌宕起伏。大家听到故事苦难情节，都会流泪低吟。听到奸臣小人，都会痛骂几声。听到忠臣侠客，都会点头称赞。听到美满结局，都会拍手叫绝。在那贫穷的岁月里，大家都很和谐，白天劳动，晚上听歌，生活显得很有规律。母亲充当父亲的帮手，热情洋溢地招呼邻居，其乐融融，真是“夫唱妇随”。父亲有时还被·村书记邀请到他家唱歌册，我也跟着去，他家有好茶、茶点，结束还有糯米糖粥。那是对我父亲最大的慰劳，我也跟着分享。父亲就像一台戏，引领着大家品尝故事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这就是那个贫困时代的美丽风景。
        父亲常常偷懒，早上去菜园子浇完菜，回来就到木义叔叔的茶间室里（聊斋）讲故事，这里每天都聚着一帮偷懒的中老年人，吃茶聊天，不务正业（其实那时好像也没什么事做）。父亲是这里的活宝，因他晚上唱歌册能记住很多的古典故事，他平日里也没有什么杂事，大脑单纯，记忆很好。能够生动有趣地把故事的每个细节讲的很到位，大家听了入迷，也就常常忘记了吃午饭。母亲让我去叫他回家吃饭，有时故事讲到精彩时，大家不让回家，得让他把结果讲完才放你回去。
        也许这方面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潜移默化地继承了讲故事的本领，经常被邻居家邀请讲故事，自然也就成了小故事王了。我很少拿到零花钱，也很少吃零食，家里一穷二白，能够吃饱饭已经算是万幸了。对门的伯父做鸭蛋生意，经常有广东客户光临，陈岱伯母经常在客人吃完饭后，盛一碗饭配菜，外加一点肉，过来我家叫：“阿雨，这饭是给你吃的。”家里我最小，伯母觉得我很乖，就知道在家画画，从来不惹事，循规蹈矩的，这就是伯母经常对我的奖赏。可我舍不得自己占有，这么好的饭菜应该给我母亲分享，她身体不好，需要补充营养，母亲也总是推让，但最后还是共同分享美餐。我从小在贫困家庭长大，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家小孩有零花钱买东西吃，我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但我从不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最快乐的事，晚上村里放电影，飞英姐姐常带我一起去。我负责抬着两人座凳子，兴趣勃勃地先去占地，那时最多的都是黑白战斗故事片，有《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头先放《新闻简报》，后放主片。放电影人一声广播：“今晚放的电影是，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威虎山。”众人激动得高声呼喊，掌声如雷。如果提前知道晚上要放电影了，就会告诉母亲，希望能够煮干饭改善，这个机会别人家会有，我家是没有的，习惯了也就不再提了。夏天看电影时，总会有卖冰棍的，手拿自行车铃改造的摇铃，清脆的铃声很有诱惑力，普通的冰棍一条3分，好一点的五分，如果买两条普通的就算五分。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因为没钱。飞英姐姐总会买两条，给我一条，那是最难忘最快乐的童年生活。
   
        稍大一点，大概十一岁了。之前的文宣队，改革开放后村里改成了潮剧团。逢年过节总会演戏，这样邻村的亲戚朋友都会赶过来看戏，看完戏主人是要管夜宵的，这是最让母亲头疼的事，总得给陈岱伯母借五块钱费用，每次过节都得向她借钱。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这头猪，但还没养到一百斤就得解决了，卖猪的钱除了还人家，还得买猪仔，又没钱了。常言道：“穷人没大猪，富人没大子。”
        贫困的家庭过着艰苦的日子，从来没听到母亲的怨言，没有看见父母吵架，他们好像很满足于那种生活现状。遇到困难的事，常常听到母亲说“自己出生八字不好，不能怨我父亲，只能认命”。
　　其实认命，是一种心态，是一个普通人的安分，是不妄想，不贪婪，知足常乐的最高境界。碰到逆境，自然条件不好，只能将就，这叫“随遇而安”。
　  认命，是一种境界，不是弱者思维，而是明白事理，是面对逆境的鼓舞，遇事能屈能伸，是内心强大的体现。就像韩信，曾经的”胯下夫”而后来能带领百万雄兵，为刘邦打下天下，成为历史的英豪。三国时代的曹操，遇到困境却谈笑风生。近代伟人毛泽东，在人生最低迷的时候，爬雪山、过草地，也泰然自若，鼓舞士气。这就是伟人的博大胸怀。
      认命，也是一种信仰。没有分别心，条件不好，不跟人家对比。清心寡欲，就是大自在。没有野心，就没有恶念，菩萨心肠。遇到逆境，认命，就会少一分痛苦，多一分快乐，就会从容地面对坎坷的人生。
        记得六岁那年， 有天晚上，我父亲拿出一幅我临摹洗衣粉袋的天鹅图画给大家看，邻居进福叔看了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这小孩没人教，画得这么好，真正是天才，以后肯定是个大画家。这是我的处女作，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赞美，心里特别的高兴，特有成就感。赞美，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大的鼓舞。
      从那以后，我经常描绘着各种图画，渐渐地受到更多人的夸奖，都叫我小画家，有了这个称号，兴趣倍加，又买了各种颜色的小蜡笔在开始编织着未来画家梦。
    待看后续：第二集《小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