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先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突然,使人无法接受。他怀着对连环画事业深深的眷恋走了,也带走了曾经如此辉煌的连环画时代。 我不由自主地从书架上又一次拿下珍藏的1961年版精装本《山乡巨变》和他老人家1980年赠送给我的《朝阳沟》,他在扉页上用心的签名又把我带回了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学习和创作的那些日子。 记得在我初学绘画时,我临摹的第一个范本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连环画选页》中贺友直先生的《山乡巨变》的作品。1978年,我正式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室,竟然和贺先生等老前辈做起了同事。能与这些高山仰止的大师朝夕相处,令青年时候的我深感幸福和自豪。 贺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作画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为了《山乡巨变》的创作,他三下湖南,三易其稿,正是这样的孜孜不倦,才使得《山乡巨变》在艺术上达到了连环画史上的顶峰。那时,我常常溜进贺老师的工作室,偷偷地看他作画,原本已经非常完美的稿子,却被他一次次推倒重来。我问他何以如此与自己过不去,他认真地对我说:“画连环画是一份苦差事,每一幅都不能马虎。出版了,你想改都改不了,这是多大的遗憾。我是笨鸟,笨鸟必须先飞。”如此平实的话语,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创作的座右铭。他是这样一位苦行僧,每天最早到办公室的是他,而人美社大楼晚上还亮着灯的那间屋子,也一定是贺老师的,他还在辛勤工作。 我们这批新调进出版社的小青年看到贺老师是既敬重又害怕。他的严厉是出了名的,犀利的大眼睛躲在浓眉毛后面,似乎可以洞察你心里的一切,让人胆怯;他又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因为他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小青年集聚的工作室,帮助我们解决创作上的许多难题。正因为他的到来,随之而来的诙谐幽默也给我们的工作室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他就是一个老顽童,童心不泯。 《山乡巨变》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奠定了连环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学术地位。贺老师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精辟的学理,那就是著名的“小动作、小情节、小道具”。“三个小”的理论看似很简单,却蕴藏着深深的哲理。“三小”捕捉提炼于生活,这是生活的积累,更是对生活的领悟。 每当拿到创作题材的脚本,贺老总会泡在故事发生的地方,一住就是两个月,带回来满满的素材和生活速写。只要是有关创作的需要,贺老总是认真地去寻觅,乐此不疲。他总自嘲地说自己是画小人书的,但正是这样一幅又一幅不间断的辛苦劳作,让他走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堂。在8年的教授生涯中,贺老不仅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更是让白描人物的艺术样式走向世界。90年代末,在法国昂古莱姆市举行的“贺友直作品展”,他的作品与世界伟大艺术品并肩媲美,已然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 毕加索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工人,整天在车间里劳作。贺老师不也是一样吗?我一直在想,何为工匠精神?我想贺老毕生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这是老人对艺术的执着信念。他以朴实的手法、“自说自画”的形式完整地总结出他对人生的感悟。他把老上海的故事留存在城市的记忆里,又描绘出新时代的市井生活,歌颂新时代的真善美,形成鸿篇巨制,伴随着时代同行。那是一份理智的激情,淡定的澎湃,有着沧桑的率真,更是一种平静的豪迈。在当今社会缺少敬业的工匠精神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的珍贵。 贺老师总说自己是一个平民画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报这个时代对他的恩典。岁月的磨砺没有让他消沉懈怠,却使他更认识到“求真、行善、报答”的人生真谛。他经历过时代变迁带来的种种不尽人意,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觉得这个时代给予了他很多,而自己却做得很少。他热爱生活,怀揣一颗豁达的心。他总是说,人要知足才能常乐,生活才会一步步地往前走,他真的做到了。无论是每天清晨快乐地在家门口的菜市场闲逛,还是在外与学生讲课,回来后,他都会在画案前记录下点滴生活的趣事和自己的思考。他关注着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小事,更关心着他身边的学生和朋友——是严师,更像慈父。无论是满意的鼓励,还是发现问题的严厉批评,都会让我们感受到那份炽热的爱在心里流淌。曾记得那天他对着我说:“有一天,你画得不生动了,你的作品反而就生动。”简朴的语言,深刻的寓意,殷切的期待,多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揣在心中。 晚年的贺老师从未停止过对美术事业发展的思考,这些年连环画行业的逐步衰落,他总是自责内疚。2014年12月,贺老师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在颁奖仪式上,贺老师感叹说,“领这个奖很难为情,因为我赖以为人民服务的阵地已经没有了。连环画已经被淘汰了。”老人的话触动着我的心,老人的心我懂,他想告诉大家,艺术作品的品质没有尺幅大小之分,艺术样式也没有高低之别,他担忧的只是艺术家丧失的这份良知和自律。做学问必须耐得住寂寞和经得起诱惑,作出应有的抉择。他自信地屹立在为此付出毕生精力的艺术创作阵地,像一名永不退伍的战士,他呼唤,他呐喊,他勇往直前。 (作者为上海市美协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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