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