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臧伯良教授谈恩师黄胄
  -臧伯良与黄胄大师18年前的谈话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老天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
  恩师黄胄本姓梁，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荒僻的小村， 祖父是乡里戏班会头，所以小时候他常画“戏子人”,没人教，全凭自己喜欢。初中只上了一年，就因父亲病故而辍学，为了学画，他背井离乡流落到西安，过着飘泊的生活。
  1943年，他拜西北著名画家赵望云学习中国画，那时的赵望云在西北是大画家，但生活并不好，黄胄在战乱中成长。1949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做美术编辑，从此常到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区速写。
  1957年他创作的国画《洪荒风雪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金质奖章，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32岁的他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画家，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速写，创作出许多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秀作品，如《打马球》、《出诊图》、《人畜两旺》等，他还为堂兄梁斌的小说《红旗谱》创作了一套插图。
  “文革”期间，他含泪烧了一筐筐的速写，并被强制劳动改造，被迫搁笔。导致传世的速写只有500余幅，“文革”结束后，他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1977年病情恶化，致使瘫痪， 但他却激情饱满地坚持创作，在病榻上画了一幅20米长的《百驴图》作为邓小平同志访日时的国礼，送与日本天皇。80年代，他在香港、新加坡、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画展，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绘画艺术，使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还是改革开放好。”他说：“24小时可以画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我算算从 1949 年到1980 年，真正画画的时间，也就五六年时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珍惜大好时光”。
  谈到自己的经历，恩师绝口不谈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他几乎是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尤其是“文革期间”“驴贩子”的绰号，几乎家喻户晓，可他却说：“没什么苦难可谈，我也不希望写这些东西，我的观点，多写些给人以向上的、激励人的文章。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也最了解这个国家，你是中国人，你死活都是中国人。我这人就是一辈子不害人，别人害我呢，我过后也就拉倒了，不愿吭声，没意思。有人说过去运动挨了整，既然是过去，还提它干嘛！人要往前看，有功夫多做点事，更多的画点画，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怨天、不尤人，打嘴仗、沽名钓誉无聊”。
  “我过去在国外办画展，外国记者问起‘文革’中的事，中国政府都说是十年浩劫，你谈谈你在‘文革’中的劫难，我差不多都回答：没什么可谈的，对于画家来说，生活是非常绚丽多彩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美好的事物，你要画也画不完，写也写不完 。人有多高，画才有多高 ”。
  “我画也没画够，用功也没用够，到老了，身体不行了，后悔都来不及”。他感叹道：“在生活面前，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特别的笨拙，画得再好，也就是一点一滴，没什么可以夸耀的”。黄胄的每一幅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无华。“我的绘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源泉、是根。任何艺术家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天才，努力不能在房子里努力， 离开生活就没有激情， 画也慢慢变颜色”。他早年的许多作品，现在看起来依然非常精彩，技法上也非常严谨。早年随军驻地，在大西北，像柴达木盆地，很荒凉，也很壮美，国家在那里搞开发，采石油。《洪荒风雪图》描述的就是勘探队员在那里风雪找矿的场面。其实艺术这东西首要的是有感情，其次才是技法，有感情就可以创作出真情的东西，如果无病呻吟一味追求形式，没有感受，只为讨人喜欢，创作出的东西早晚要被历史所淘汰。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艰难坎坷， 死了大家才认可。好的作品要群众认可才行，不要自己把自己抬得多高，艺 术必须有生活，形式主义绝没有出路。”
  几十年中，恩师黄胄和师母郑闻慧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这也就是他的画为什么从不拘泥一个题材，他说：“中国好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思想踏实，哪儿都不错。戈壁有戈壁的情调，西双版纳有它的味道，江南有江南的特色。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大自然是恩师黄胄永远读不完的书，他的速写，在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都久负盛名，他的画极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尽致。他所画的人物大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一扫传统中国人物画的旧风。最具风情的是那些边疆少女，西方绘画的色彩块面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他的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遐思。他主张；画家一开始就用毛笔速写，才能与中国画的笔墨功夫结合起来，他创造的写意泼墨与工笔重彩相结合的独特画法，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创造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
  速写讲究线条，一笔下去很难是准确的：“但每一笔，你捕捉的对像都是明确的，是有根据的，你都有追求，追求自己看到的生活物象的美，生活的美反映在你的脑子里，通过你的手刻画在纸上”。恩师黄胄极谦虚的说：“我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主要靠师承，但更主要的是靠来自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接着他阐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根有据的事，说的时候也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有十分功，说两分，别人觉得还可以；说多了，写多了，让人反感。”
  望着老人两道浓重的剑眉，听着他细细地叙说，句句话语都能穿人心底，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这一代做人的原则，却由衷地钦佩艺术大师的高尚情操， 我的另一个恩师国画大师李可染生前说过：“一个画家，人有多高，画有多高。”此话正是他的人生速写，上下五千年，文化知多少“中国画是中国艺术门类中一个很深的学科，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够，我国老一辈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吴作人等，开始都是学西方艺术的，留过洋，早先对中国画也有看法，认为是少数达官贵人的玩物，但随着对中国画的进一步了解，越老越要学中国画，因为它包容了很多文学和哲学的东西，民族性很强，学中国画不易，中国画历代都有高峰，你老照着高峰学，按它的路子走，就没有高峰了，你只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一个高峰一个高峰的达到，永远没有标准。”欣赏一幅中国画，无形中是在琢磨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未完待续）
 
  此文发表于《中华英才》《人民日报》
  （1993年8月3日）（2010年整理）臧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