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

最近，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一场名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巡回展览在香港首展。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绘画作品和老照片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已经消失的北京四合院，首次披露了艺术大师们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见证了大师们的艺术探索之路，折射出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的传奇、矛盾与辉煌。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曾经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之处的四合院，大约有二十多间房子。这个门牌号在北京的地图上已不复存在。

然而，这个大院在中国美术史上却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传奇之地。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侯一民、邓澍等多位知名艺术大师。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记录了艺术家们鲜活的个性与人生，他们的深厚友情，相互的尊重与理解使这里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被后人誉为“中国式童话般”美好的地方。

“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作为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长大的孩子，李可染之子、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先生希望以这场展览“表达对二十世纪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敬意”。

一、大院里的艺术家涵盖多种艺术门类

大雅宝胡同甲2号（旧址在如今的东城区大雅宝胡同及小雅宝胡同中间，横跨这两条胡同）是一座四合院，它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住过10年的著名画家黄永玉这样说。

这里曾是艺术家汇聚之地，令20世纪美术史熠熠生辉的不少艺术杰作就诞生在这个大四合院之中；这里也是美术领域的学术高地，几代中央美术学院的学子进出其间向老师请教，成为学院的第二课堂。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艺术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在他的《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生态研究》一文中这样概括。

那么这个四合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通过院中几代住户留下的回忆文字，可以大略描绘出这里的样貌。这个大院最特殊之处是横跨两条胡同，前后相通并且各有一个门通向外面的院子，北京人俗称“穿堂门”。这种布局在北京城内是不多见的，因此在1949年前，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就设在大雅宝甲2号后院南屋（李可染家）的地窖里。有一年李可染家翻修房子，在南屋房顶的夹层中间，发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和一些相关物品。

院内的狭道连接着大小各异的庭院，青砖铺就的路面蜿蜒于庭院中。青灰色的平房木门木窗，房檐的青苔又黑又厚，显示着岁月的久远。庭院中树木不多，前院和中院有几棵不高的枣树。每到花开时节，淡绿色珍珠般的小花布满枝头，甜丝丝的香气荡漾在空气之中。各家门前、窗前栽种的丝瓜、扁豆角、南瓜、向日葵、西番莲、夹竹桃、喇叭花等植物，也五彩缤纷地绽放开来。而中院东北角的黄永玉家，还有一架葡萄棚，那是大家夏季乘凉的好去处。

大雅宝甲2号是三进院的大宅门，前院有油画家董希文和夫人张连英一家；张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和陈布文夫妇一家。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中院住户有黄永玉夫妇、柳维和夫妇、程尚仁夫妇、袁迈夫妇、李可染夫妇等。后院有后盖的四排平房，住的美术家就更多了。 

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黄永玉（右二）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

二、黄永玉营造“人为的诗意”

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了北京。此时，黄永玉被聘为中央美院教授，而且是整个美院中最年轻的教授。美院给黄永玉安排好了住处，一家三口搬进了东城区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住就是十年。他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记录了最初对这个院子和邻居们的印象，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前院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成了航空方面的科学家。”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儿子寥寥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

黄永玉还特意提到，“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