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史略

https://www.huajia.cc　　2015.12.05 21:39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2.完善分科教学体系

　　1959年，潘天寿任院长，他始终坚守中国画的独立教学地位，在这一时期又提出了中西画要拉开距离的明确主张，他认为：“世界的绘画分东西两统系。中国传统绘画是东方绘画统系的代表”，“东西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这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深刻认识以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骄傲，以此来证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聪明才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他从中西画系历次合并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捍卫中国画独立性的必要，指出“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的民族风格，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正是因为潘天寿对传统中国画的坚持，在抗战时期探索出的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分科为纲的一套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教学体系：

　　首先，完善中国画分科教学制度，并推广向全国。

　　1957年，彩墨画系取消，恢复中国画系，邓白任系主任，并制定《中国画系分科计划草案》。1961年4月，潘天寿院长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提出中国画教学改革的建议即《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 认为中国画早有人物、山水、花鸟三个独立系统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三科的学习基础，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为了精、专地培养人才，三科必须分开教学。会议上他展示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学方案，得到上级的首肯和兄弟院校的响应。文化部采纳了潘天寿的意见，并决定首先在浙江美术学院试点。后来全国艺术教学会议推广了学院中国画系的教学方案，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画系分科教学局面。这使中国画的山水、花鸟两个画科在全国美术院校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山水、花鸟专业的教学工作大大加强，对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设立书法篆刻科，落实诗、书、画、印“四全”的教学体系。

　　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人主张一个出色的中国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文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画家做出了全面的要求，而措施则比较侧重于传统的文化素养和诗书画印四全。1960年，陆维钊调入，讲授古典文学、书法、中国画题跋诸课程，筹建书法专业。1963年，学校成立书法篆刻科，由陆维钊负责，诸乐三任篆刻科导师，聘请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来院兼职任教。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

　　书法篆刻教学存续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传统，培养了一大批书法篆刻专业的后继人才。至此，学院正式形成了中国画分科教学的局面并开始逐渐辐射影响全国的美术教育体系，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四位一体，各自有了相对独立和平衡的发展空间。除了加强基础训练，开设的课程有书法、篆刻、诗词、题跋、画论等基础理论课程。潘天寿等提出了早起“天天练”的活动，强调画梅兰竹菊，临摹碑帖、书法等。

　　再次，注重传统技法训练，发展国画专业素描。

　　潘天寿等人非常重视传统技法，他们认为笔线是中国画画面形象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书法入画。中国画的构图、用墨、色彩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画的教学有适应自身特点的方式。而素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技法一统中国画教学的局面，关于素描能否引入中国画教学，引发了一系列讨论，焦点在于素描与白描对于中国画教学的影响上。

　　国画系1958年工作总结指出学校对民族传统艺术重视起来，在教学改革中取消了西洋素描，代之以白描、速写、结构等，打破了白描不能表现现实生活的观点。1959年，中国画系《教研组对国画基础课的初步讨论》（宋忠元整理）记录了对国画系基础造型训练应该采用传统白描还是西洋素描的争论意见：潘天寿认为不能否认西洋素描的优点，对于像速写这样可以丰富国画表现能力的可以采用，但也不能过于迷信，不能认为要先用素描掌握体面、透视、结构才是正确的画法。吴茀之、周昌谷、方增先都与潘天寿的看法相似，认为应该以传统白描作为造型基础，同时吸收西洋素描的某些长处，不能以中国工具画西洋画，不能以西洋素描先入为主。基本是认为传统白描为主，西洋素描为辅。李震坚认为学习素描不会有害，传统技法不能充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学习素描主要是理解对象的结构变化，将明暗的使用作为理解结构时的手段。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应该采取白描与素描并进的方法，认为学习素描不会妨碍继承传统。

　　此次争论以顾生岳的教学改革成果作结，“使素描的观察方法与表现技法适合国画专业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以线为主，强调对象结构，明暗辅助的所谓国画专业素描。”并在之后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取消了西洋素描为基础的基本练习课程，代之以白描，且不断深入完善专业素描的训练方法。

　　《国画系1959年第二学期教学工作总结》指出在专业素描和专业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改进了单纯强调用线表现，忽略体面的理解，在传统的渲染方法上加些明暗，增强体面的感觉，在理解上打破了原有的局限性。《中国画系1960年第一学期教育计划（草案）》中指出加强造型基础教学，进一步改造西洋素描，使之成为中国画专业服务的手段，实行一结合、二为主、三并进的教学方法。专业素描从强光入手，以平光和线条为主。即：1、结合白描、水墨、解剖结构等穿插进行教学；2、以平光与线条为主，以短期作业为主；3、动静并进，长短并进（即速写、慢写、长期作业并进）；线面并进；课堂作业与校外作业并进，并在课堂教学中加强默写练习。这个改革的目的是解决：1、专业素描结合国画特点问题；2、专业素描系统性问题；3、使专业素描更好地为创作服务。

　　此后在1962年12月再次举行的素描教学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潘天寿继续强调中国画系学生要以白描、双勾等传统技法训练为主，但“西洋素描中用线多明暗少的细微些的速写”也是必要的。

　　最后，强调临摹与写生有效结合。

　　鉴于两次合系都有重视写生轻视临摹的倾向，1957年恢复中国画系后，临摹课比重加大，并建立了古画原作临摹室，供师生课内外临摹之用。顾坤伯、陆俨少等老先生也绘制了大量的树石小景课稿原作，供学生临摹之用。

　　传统中国画一向注重程式化的表现方法，这种笔墨程式与客观对象的外表真实有相当距离。初学者若对于这种程式化的表现方法缺少了解和训练，而直接对景写生，往往会感到困难。因此，潘天寿主张中国画的教学可以先从临摹入手，尤其是山水、花卉，要先对笔墨技巧和程式化的表现方法有一定了解，然后才有办法对景写生。人物虽可从“专业素描”和速写入手，但亦须与临摹练习相结合。中国画根据自己的特色，在教学顺序上应与西画不同。在写生的方法上，也比西画更为灵活主动，尤其强调速写和默写，以及神情气韵的表现。在这种主张下，1959年的教学中临摹的比例占到80%，且基本是古代的临本。但临摹和写生在中国画中关系的确立其背后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1960年指出临摹的重要性与课时比例被过于强调。在具体的学科改革意见中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做法，主张“临摹与写生相结合，以写生为主；在临摹课中古今相结合，以今为主（即以现代的为主）；在教学进程上低年级至高年级由近到古。”《中国画系1961—1962年度教学总结》记录写生与临摹比例为写生75%左右，临摹25%左右。虽然临摹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因为潘天寿等人的坚持使得临摹在中国画教学体系中始终能占得一席之地。

　　3.浙派人物画

　　20世纪50年代，在学院的大力扶持下，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开始把山水、花鸟画和油画、壁画的技法融入现代人物画创作的实践中，进而开创了“浙派人物画”，他们与顾生岳一起也被称为“浙派五老”。新人物画作品的面世也离不开国画系人物造型基础课的改革，正因为既有正确方向的引导，又学习继承中外的艺术遗产，才培养出这样一批优秀人才。

　　学校教师对人物造型能力怎样提高的争论围绕素描问题从未间断过。《1960年第二学期教育计划（草案）》指出：“人物造型基础课要增加素描期作业（特别是头像、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人物细部结构，有助于创作造型。”《中国画系1960年教学工作总结》（初稿）“采取素描、线描与专业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在人物画教学方面，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的造型方法，提高了中国画造型，把人物画提高一步。”1961年3月，人物画教研组《人物课期中小结》总结了教学经验即”强调用线，强调结构，着重研究线的表现方法和规律。并在写生的同时进行速写和默写，加强同学对形象的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造型基础课今后短期作业可以多些”，“同时也适当安排长期作业（每张为一周课时）。”1961年，在关于人物画教学问题的讨论上，吴茀之提出对人物教学的三步法的看法：不同意先画明暗再画线，希望直接从对象结构、线入手。陈贯时认为素描的课时实际很少，只要明确学习素描不是为了改造中国画而是丰富中国画就没什么要紧的。周昌谷认为不能只从理论上争论，要拿作品进行座谈。宋忠元认为明暗画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陆维钊认为要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一系列的争论成果推动了人物造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素描教学方法的实施也随着争论做出相应的调整，将西洋素描进行中国式的改造，削弱明暗光影的作用以及物体的体积感和空间性，突出线在造型中的表现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画审美特质的专业性素描和线描。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现代性的革新，在保留传统文人画形神观和笔墨格调的基础上，勇于打破旧的程式框框，根据当时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需要，结合西洋素描的造型优点，开创了一套崭新的中国人物画笔墨语言和画面形式。这种语言和形式不是传统笔墨与西洋素描的表面叠加，而是在深入研究中西美术传统之后的一种深层次的艺术融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浙派人物画坚持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路线，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果，也吸引了众多的学习者和继承者。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两个羊羔》、《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优秀的新人物画作品。

　　文革开始后，中国画系停办，教学成果被全面否定，成立教学连。1972年，撤销教学连，恢复绘画系。“文革”十年中传统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与摧残，高等教育几乎被取消。学院我系亦遭到人为的严重破环。在“停课闹革命”、“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狂热的口号声中、教师被批斗，学生不务正业，教学设施面目全非。潘天寿院长等一批美术家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含冤而死。尽管如此，国画系的一些师生，出于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仍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在逆境中不废学问，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