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畸形的中产

老家的发小二宝，大名玉宝，姓洒。小时候，玉宝有些木讷，不合群，但是一块读书的料。念小学的时候，他能背诵《半夜鸡叫》，是村小的背童。

洒玉宝与《半夜鸡叫》的高玉宝同名不同姓，故而村小的同学对他印象深刻。

一晃三十年，再次见到发小玉宝，他已是教授中文的教授。或许姓洒的谐音，同僚都避开叫他洒教授，唯有在开会的时候，领导不得不叫他洒教授，亲切点的领导时常也会叫他玉宝教授。

早先，玉宝就职在职业学校当语文老师。后来，学校出了好几个老板，又出了几个官，经过一次次升级，原本的职业学校变成了职业大学，玉宝也升级成了中文教授。

前些年，偶读一篇署名洒玉宝《论“半夜鸡叫”压榨穷苦长工及周扒皮的致富研究》。可喜可贺，方知洒玉宝同学还在研究高玉宝笔下的人物。无可厚非，作为中文教授的认知，从文学逻辑与编造故事层面，洒玉宝的“论”都是为职称而论，绝非从真实的社会层面而论。撕开遮羞布，混不到职称就没有生活质量。

说其生活质量，无非衣食无忧，小资的幸福比打工仔安逸稳定。回往三十春秋，洒同学的三观既现实又潮流，况且一跃成为中产，有房、有车、有地位，借鸡下蛋，开辟私教致富，夜以继日地赚钱。

木讷也，是教书育人？还是忙于生活？非也？是也？国人崇拜教书匠，称其老师，尊其教授。刻薄地说，没有受尊重的老师教授，只有我骗你，你愿骗的荷包。

荷包，小男人小女人的记忆，爱情信物。时下的荷包就是虐爱，却也变成自愿地献爱。何以自愿？不得不愿。洒同学盗版周扒皮的致富秘笈，铿锵作答：苦死我，也不能再让儿孙受那《半夜鸡叫》的罪。

论辈，洒玉宝与高玉宝相差两辈。高氏生于万恶的旧社会，洒兄生于激情燃烧的新社会。高氏的《半夜鸡叫》让洒兄陶醉，明知周扒皮的勤劳比长工还累，但累的开心，只为我已拥有。所以，洒同学夜以继日的起三更睡半夜，不惜“三高”也要与时俱进的比一比周扒皮。

说其三高，此“三高”非“三高”。洒同学自说：做人三高，一高勤快，二高勤俭，三高勤勉。总结之，周扒皮不勤，长工偷懒。故此，洒同学以勤跨进中产，富可敌友。

问其富可敌友？洒同学说：敌，仇也。问其友？洒同学说：友，同志为友。不愧中文教授，敌友清晰。难道周扒皮与长工是敌友？洒同学不言语。夸夸其谈，教小孩念书看天资，却不问天资，看荷包。懂也，荷包是天资的钱袋子。

其实，钱袋子就像裤带子，你得有，但不必四处证明你有。你若见人就亮裤带子，不是耍流氓也是流氓。理解，穷人混到中产不容易，不是小时候穷怕了，而是混到中产怕穷了。所以，洒同学混到教授不容易，混出有房、有车、有地位的中产教授更不容易。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周扒皮算中产，假如没有半夜鸡叫的勤劳，周扒皮的中产也是无产。这么说来，中产的门槛是勤劳的积攒？勤劳的苦命回报了就是门，勤劳的苦命水漂了就是槛。说一千到一万，勤劳的苦命，苦命的勤劳，就像一张皱巴巴的纸，再勤劳的抚平，也不会平展如新。

勤劳的周扒皮是中产，命好的洒教授也是中产。一个靠勤劳地压榨长工致富，一个靠命好的机缘致富，混到中产是不易中的容易。假如周扒皮是现实社会里的存在，那么洒教授也是现实社会里的怪胎。

甭说没用的，何为中产？如同养猪与卖肉，养猪的人都想把猪养肥了再捅，卖肉的人都想把猪肉美颜了再卖。

哪来的中产？是穷人变成富人中间的小富即安，是穷人的门槛，也是富人的门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