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生人，踩着“文革”的尾巴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是教育气候最乱的年代，书卷气的人最不受待见。此后，书卷气重回校园，时髦也盛行在校园，昔日的园丁扬眉吐气。

六十年代老师五湖四海，有水平的老师挨批，巴结老师的学生挨揍，但青少年犯罪率远低于八十年代以后。六十年代父母不检查作业，没有陪读，更谈不上讨好老师。此后，有水平的老师翻身农奴，讨好老师的风气日渐盛行。

一句话，六十年代生人，爱学习的有好老师喜欢，不爱学习的也有好老师帮助。时过境迁，如今的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老师读死书教死书，竟也成为文化自信。奇怪的是：一群读死书的老师在拼命教书；一群不读书的父母在拼命育儿。这就是今天的教育。

“教”和“育”合起来就是教书育人。教，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别人；育，本意是养子使作善也。因此“教”和“育”意在传授和作善。可悲的是，如今的“教”和“育”不仅脱离的本意，而且与时俱进的成为一种产业。

传授，就是教授学问、技艺；作善，则指行善、做善事。由于教育产业化，产业不容修德而为善，所以“传授”成了精利主义者的孵化器。毋庸置疑，精利主义者一旦得势，其“高智商”的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则冠冕堂皇的成为正能量。

中国人崇尚师道尊严，似乎“师”就是最正确的人，所以一切标准都以“师”为准。虽然，中国人把老师作为“读书人”和“教书人”供奉，倡导“始于读，发于思，成于行”的文字游戏。但自欺欺人的是，教育产业化融进所谓文化自信，教育也就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机器。因为“死读书”的动力源自出人头地，“读死书”的目的源自改变门第，所以“教死书”也就成了不自信的自信。

从“教”和“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当然，上层建筑说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上层建筑？说白了，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国家政权居于核心地位的政治结构。如此说来，应试教育就是为社会上层建筑服务的产业。既然是产业，则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所以从“死读书”到“读死书”必然形成“教死书”的教育产业链，否则读书无用。由此，读书做官就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需要。当然，读死书的人总要引经据典，把“读书做官论”追溯到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

历史证明，自科举开创到应试教育，本质都是延续“读书做官论”的教育思想，所以一群读死书的老师在拼命教书，一群不读书的父母在拼命育儿。但是，千古定律证明，从“死读书”到“读死书”，别以为是当今教育的笑话。当年那些“死读书”的人，此后大部分已经心安理得地呆在办公室里享清闲；当年那些“读死书”的人，此后大部分又成了让人巴结的“教死书”的教书匠。这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人生”的现实主义。

中国人崇拜现实主义，正是一句“读书改变命运”的求生白话，使得“读书人”缺失了人的个性。有道是，又有多少读书人从“死读书”到“读死书”出笼之后，把孔夫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作先贤的教诲。

不容置疑，1300年间700多人考中状元，25000多人录取进士，这些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他们的“智慧”改变了世界，还是改变了中国社会？没有，他们只改变了自己吃饭的碗，做了一辈子为上层建筑服务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