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秦淮八艳，明代谢幕的芳华

秦淮八艳指的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南京秦淮河畔的八位才艺名伎，十里秦淮是南京繁华所在，一水相隔河两岸，分别是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今中国科举博物馆），另一畔则是南部教坊名伎聚集之地著名的有旧院、珠市。

不言而喻，在“总考场”所在地云集一群名伎，足以说明文人与妓女的社会地位。文人是官场的储备军，文人的堕落是朝纲腐败的根源，其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明代是一个节烈与娼妓并存的时代，礼教的推行与普及程度尤炽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可是，娼妓也更炽于前朝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到明朝后期，人的思想开始解放，社会上提倡奢靡、纵情声色，逐步发展成反传统和追求所谓个性的表现，挑战宋元理学的“禁欲主义”。如反清名士余怀当年就是秦淮常客，晚年写了专述秦淮长板桥名妓的《板桥杂记》，分别写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而称为秦淮八艳。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亦称，晚明时期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文人一样风光，好多妓女充当起了供男人选择的情人角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包二奶现象已司空见惯。

而所谓“秦淮八艳”的美女们，她们的艳名和当时许多高官、名士、将领都有说不清的瓜葛。虽然，后世文人把“瓜葛”美化成爱情故事，甚至臆造了“八艳”的生存状态，恐怕这也是一种粉饰政治罢了。如董小宛和冒公子冒襄；柳如是和“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明代第一词人”之称的陈子龙；陈圆圆先和冒公子眉来眼去、后嫁明末叛将吴三桂；李香君和“清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卞玉京、顾横波和“江左三大家”的吴梅村和龚鼎孳；寇白门和明末叛将朱国弼；马湘兰和“吴门派”末期代表人物王稚登，演绎的都是富贵温柔乡的怀抱事。尽管，后生政治文人说“八艳”是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粉饰她们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但这种无稽之谈，能让略微清醒点的后人相信吗？虽然，“八艳”的结局让后人探究不尽，且也相怜不止，可结果是“八艳”中有为夫家家产上吊自杀的、有皈依佛门的、有痴情苦等的、有抑郁终生的、有香消玉损的，当然也有个别幸福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