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刘工 (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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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品的伪造，贿赂的需要 发表于2009-06-19 2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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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的伪造，贿赂的需要
----节选 刘工《麻辣贿赂》
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世界上的许多学者众说纷纭，各执其理。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人自身本能的一种“模仿”，原始艺术都是摹仿的产物，原始艺术虽是忠实于所见所闻的东西，但决不是一种复现，而是一种发现意义上的符号记录或某种暗示的表现。还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也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此外，又有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种种。
因艺术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且充满了多元起源的特点，从而构成了各艺术门类的特殊性。所以说，各种艺术门类相互之间都具有“源”和“缘”关系，而不是孤立产生的。由于各艺术门类的分支和发展，才出现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流派体系。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而从“贿赂学”的角度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而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生活当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赝，就是假的，伪造的，以假充真的物品。
对贪贿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着财富与金钱。在物质社会里，贪贿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者制造了贪贿者的需要。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青铜器最早的赝品记录见于《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馋鼎。鲁以赝往之。齐人曰：‘赝也’。”但大规模制造仿古青铜器则一般认为始于宋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出于好古、复古的一种善意仿制。而陶瓷器的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赵人新垣平所伪造的“玉杯和周鼎”，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出现仿造前朝各式各样的器物。陶瓷器的仿造赝品就更为复杂，不仅有私家仿造，还有官家仿造。著名青铜器专家容庚编有《金文编》等书，就是这样一位资深的专家，也参与过青铜器的伪造和买卖。文革中，在一次批斗容庚的大会上，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卖了一件青铜器绝品给外国人，给他扣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没想到容庚很诚恳地承认有此事，不过他加了一句，那是我弄的一件假东西蒙外国人的，搞得众人大笑。
无论是铜器、瓷器、玉石器、漆器、古钱币、书画等等，历史上都有作伪，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
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朝历代帝王翰墨雅好。卓有书画才能的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偏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虔诚地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士人的眼中却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明朝皇帝对于书画的爱好明显强于对音乐的爱好。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皇帝顺治善作指画，康熙极嗜书画，乾隆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再综观中国历朝历代书画名家又多为官，这一群体，虽成就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的流毒，这在历朝历代的书画群体中十分严重。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名家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贪贿者出招，请名家弟子代笔。明代书画家赵左师承大书画家董其昌，他代笔作董其昌《秋山红树图》以假乱真。其次，还有董其昌的弟子杨继鹏、沈士充、吴易常等都代笔作过董其昌的书画。
在汉元帝时代，有一个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的故事。相传，王昭君是齐国王襄的女儿，竟宁元年，十七岁的王昭君被选入宫中。汉元帝刘奭少而好儒，主张任用儒生，他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王昭君初入宫廷，第一她不懂这些规矩，也许没有准备这笔贿金；二来觉得自己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不怕皇上不召见。据说，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便开口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对毛延寿的暗示，王昭君虽也心领神会，但却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那点该点到昭君眼睛上的一笔点到了她的脸上。多了这么一点，王昭君因而苦守了不知多少时光。
不久，匈奴呼韩邪来朝，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因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积怨甚深，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呼韩邪临辞大会，王昭君丰容靓饰，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女，意欲留之，却难于失信，便赏给她锦帛二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据传，后来汉元帝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真想阉了毛延寿。不过，话又说回头，如果不是画工毛延寿贪财收贿，王昭君又不懂“雅贿”这些规矩，又怎能会有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故事呢。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风俗画作，同时也是一幅历尽劫难的名画。画家张择端以精妙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期的清明时节，再现了汴京郊区、汴河两岸的风光和城内繁华的市景。围绕这幅传世名画，其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后被元朝人没收第二次进入皇宫。不久又被元朝内务府的一名装裱师用一个仿本偷偷地把原作换了出去，然后，又把原作以高价卖掉，发了一笔大财。流入民间之后，《清明上河图》曾经被元朝人杨准，明朝人李东阳、陆完等人收藏。
明代收藏家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载：明代正德朝吏部尚书陆完，收藏了《清明上河图》等许多古书画。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二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八百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师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后来，陆完的儿子急等钱用，将此画卖给明朝大臣顾鼎臣，后又到了严嵩手中。不久，严嵩父子被弹劾，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被收入皇宫。然而，自《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历代均有临摹者，其大小繁简不同，仅清代宫廷所藏即有十二幅，末代皇帝溥仪将其中四幅赠与胞弟溥杰，另外，在海外也均有各种临摹。这些临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冲着真迹的价值而来。
中国书画的伪作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名家名画的“市场”多为高端，其用途又多于贿赂之用，仿伪之作至今有证可考的自晋代始，宋代最盛，这一高潮起起伏伏一直延续至今。而历朝历代也总有些人能仿一二名家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明代詹僖专仿赵孟的字、元代吴镇的画；明吴应卯专仿祝允明的字画。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常画扇及立幅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帝驾崩，她垂帘听政之后，就秘密觅了两代笔的人，一为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陈氏，一为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嘉蕙，她俩精通通书史，善篆隶书，嘉蕙尤工画。二人都守寡，就被慈禧孀居在一起，禁居在慈禧寝宫东偏的小室，终日不得出户。二十余年如一日为慈禧代笔画画。有一个亲王知道是她俩代笔，就贿赂她俩，索画扇寄售在琉璃厂，由于外界不知是代笔，又因慈禧的名气，所以一把画扇就值二金，价格十分昂贵。由此可见，这个亲王赚了不少冲着慈禧大名来买画扇人的钱。
有文献记载，东晋时期模仿王曦之书法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唐代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假。唐代的《二王等书录》中说：“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书，时人不能辩。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几欲乱真。”右军即王曦之。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上也载：“李世衡藏有晋人书卷，有人借去临摹一本，献给宰相文彦博。文会客出示，称有晋人墨宝。李一见大惊，云：‘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命人归取对验，始知文藏为临本。”可见临摹作伪书画之事自古就有之。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如近代著名大画家张大千，同时也可算得是仿画大家，他是上至唐宋、下至明清仿遍了各家各派，其仿古之作数以千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也造成了张大千的仿古之作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
解放前，实业家严惠宇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云起楼”古玩店。主要以收藏、经营书画为主，店里有三位高手，其中，刘伯年在古代书画的复制、临摹上本领高超，丝毫不让他的同乡张大千。解放后，他因历史原因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刘伯年被放到监狱的美术厂改造，在监狱里居然发挥起了他的特长，三年多时间里他仿制了大量古画，其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出狱后，他在上海博物馆收录的《画苑缀英》里，见到了一张名为《梨花鳜鱼图》古画。心里十分忐忑，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告之这张《梨花鳜鱼图》是他解放前臆造出来的。原来，刘伯年假托宋代大画家李延之，臆造了《梨花鳜鱼图》。因这件作品生动、自然，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局促之感。此画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又有一次，刘伯年应邀为矛盾纪念馆作画来到浙江桐乡，该地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金盆饲雀图》给大家看，只见画面上许多麻雀围着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戏，布局生动，造形准确，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一派典型的宋人风貌，众人异口同声叫好，唯有刘伯年沉默不语。事后他才说，此画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张“杰作”。
除了中国书画的赝品泛滥之外，大凡是艺术品都有成倍的赝品、仿品。其实赝品、仿品的繁盛也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是艺术真品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和经营者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雅贿”的需要，通俗的讲：还不就是为了体面吗！然而赝品、仿品都是古玩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如果简单地喊打，那也是对人类艺术的亵渎。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或仿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如果你送给你的上司是一幅张大千仿古人的画作，肯定要把你的上司吓晕过去。因此，不能够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
艺术品历来都是收藏的热点，其价值彰显出来的不仅是艺术价值，你怎样支配它，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价值的风险是真伪难辨，它与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不过，在历朝历代查封贪官“贿物”的清单里，虽然艺术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赝品、仿品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告诫人们应重视道义，轻视财利。“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京虽学识渊博、才气超群、聪明过人，但却贪财无厌，见利忘义，后人恶其奸邪。然而，像蔡京这般的文人贪贿之徒也实在不是少数。不过，他们其作品精妙之处，也多为“盛世宏扬”之作。
李义府，唐高宗时，官做到吏部尚书。他年轻时攻读孔孟之书，精研圣贤之道，后成为初唐时期位居第四的十八位著名诗人之一。然而他做了高官后，却把圣贤之道抛弃脑后，一门心思卖官聚财，搜刮民脂。任右丞相后，竟然“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能给他送钱，就能得到高官要职。这样，他家前来行贿的人络绎不绝。自己忙不过来，又让其母亲、妻儿及女婿齐上阵，参与卖官业务之中。
董其昌，是明代诗文、书画大家，官至礼部尚书。董其昌不仅画作得好，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但他缺少道行，贪污腐化。除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外，还怂恿儿子们期压百姓、巧取豪夺。只要他们父子看上的田产房屋，就要千方百计搞到手。他还极为贪色，不仅像许多风流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舞台歌榭，与许多名妓有很深的交往，而且还贪恋他人美妻。倚仗自己的权势把别人的妻子强行抢到自己的府邸，纳为小妾。他和儿子们的劣迹在当时留下极坏的名声。
清人郑板桥辞官回乡，写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的诗：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郑板桥看透了官场，也怕了官场，他只好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过，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读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着脑袋，眼睛看的是椅子，嘴巴吹的是软风，鼻子嗅的是官味。当然也不全然，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也更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虽说艺术品是圣洁的，它是艺术家的精神写照，不能用值多少钱来衡量其艺术价值。但是艺术品的价值在流通领域不能不与金钱划等号。
因此，贪官们的“雅贿”则与中国的官文化紧密相联，要探讨“雅贿”的根源问题，就必须要从中国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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