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雅，金钱的定律

---选自刘工专著《中国社会的另类文化》

嗜雅，顾名思义就是喜欢高雅的东西成了癖好。自古到今，癖好珍玩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如今，珍玩书画都归入艺术品类，因其有价，自古也就有了嗜雅之风。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而从“贿赂学”的角度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过去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而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赝，就是假的，伪造的，以假充真的物品。
对贪贿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着财富与金钱。在物质社会里，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朝，当时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特别是对古代青铜器尤为钟爱，但真品的青铜器又少之又少，所以仿制古代青铜器便随之风靡起来。而陶瓷器的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赵人新垣平所伪造的“玉杯和周鼎”，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出现仿造前朝各式各样的器物。陶瓷器的仿造赝品就更为复杂，不仅有私家仿造，还有官方仿造。到了明朝，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描述的：“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王伯榖是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算得上是位社会活动家。王伯榖善造假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朝书画名家陈继儒，他深恶官场百态，怕卷进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之中，二十九岁便抛弃功名，终生隐居，但他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卷，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除此之外，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人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由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缺失良性的意识形态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结果导致的是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中国的官场上自古以来就有嗜雅之人，且不论他们有多少艺术鉴赏能力，但对其经济价值他们一定弄得清清楚楚。清朝大贪官和绅，他要入选世界顶级富翁可一票通过，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和绅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十八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当时儿歌唱道：“和绅跌倒，嘉庆吃饱。”暂不说和珅的企业店铺、房产地产、金银珠宝有多少，就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绅所贪贿宋砚十方、端砚七百一十余方。可和珅文化也并不高，又不是什么书画家、收藏家，他为官时也没出过什么书，要这么多名砚干么？虽然，和珅少贫好学，仪表俊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但也用不了这么多名砚。嘉庆皇帝一直没弄清，唯一好解释的就是这些名砚都是受贿而来，想必不会是他掏钱买的。早先，和珅最初为政也蛮清廉，他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博得乾隆对他宠信，逐步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这每一步自然都有和绅的过人之处。和绅第一次收贿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不是在他权利顶峰的时候，否则他也到不了权倾一朝的地步。理由很简单，乾隆皇帝对和绅再宠，和绅也要贿赂其左右。那么和绅到底弄这么多名砚干什么呢？也许是他的收藏嗜好，也许是他嗜物的癖好吧。

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若有不贪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造物的人，而古物是历史的遗存，又不能再生，造物的人为其高额的价值造假了，所以就有了复制和作伪的需要。要是盘点一下，无论是铜器、瓷器、玉石器、漆器、古钱币、书画等等，历史上都有作伪，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舞弄翰墨的雅好，这个嗜雅的产业也自然的做大了。在帝王中，卓有书画才能的是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虔诚地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士人的眼中却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明朝皇帝也是如此，他们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皇帝顺治善作指画，康熙极嗜书画，乾隆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的嗜好，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道家，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嗜墨舞笔起来。因为，官场上是个俗污的场所，故而就蕴育了嗜雅的群体。南北朝时，有一位叫仙道的诗人，他在《老君十六变词二变》诗云：“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雅士，又称雅人。曹丕《煌煌京洛行》诗中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当然，雅士或雅人不同于“嗜雅”，但是雅士或雅人不见得不“嗜雅”。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择嗜而贿，伪装斯文择人而贿，等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随之又一个甄别玩伪的行当又诞生了。
据文献记载，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曦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还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伪。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二王等书录》中说：“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书，时人不能辩。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几欲乱真。”右军即王曦之。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上也载：“李世衡藏有晋人书卷，有人借去临摹一本，献给宰相文彦博。文会客出示，称有晋人墨宝。李一见大惊，云：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命人归取对验，始知文藏为临本。”可见临摹作伪书画之事自古就有之。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如著名的大画家张大千，同时也可算得是仿画作伪大家，他是上至唐宋、下至明清仿遍了各家各派，其仿古之作数以千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也造成了张大千的仿古之作，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
如果说，伪造可以赚钱，也能挤进贿物名录中，那真迹不是更了得啦？对头！但哪有这么多真迹呢。除了造物者死后的真迹难求，可活人动笔也需要贿赂啊。在汉元帝时代，有一个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的故事。据载，王昭君是齐国王襄的女儿，竟宁元年，十七岁的王昭君被选入宫中。汉元帝刘奭少而好儒，主张任用儒生，他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王昭君初入宫廷，第一她不懂这些规矩，也许根本就没准备这笔贿金；二来觉得自己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不怕皇上不动心。可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他便开口暗示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王昭君听了虽也心领神会，但却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昭君的眼睛画的是呆如木鸡，而且又在她的脸上画了几道浅浅的皱纹。这么一画，可让王昭君苦守了不知多少时光。

后来，匈奴呼韩邪来大唐访问，他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因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呼韩邪临辞大会，王昭君丰容靓饰，汉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女，意欲留之，却难于失信，便赏给她锦帛二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昭君出塞后，汉元帝对毛延寿大为恼火，真想阉了这龟孙子，但又怕自欺他重儒的名声，只得作罢。不过，话又说回头，如果不是毛延寿贪财收贿，王昭君又不懂“雅贿”这些规矩，恐怕中国历史上也没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呢。
有真就有假，这是价值与利益驱动的杠杆。再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幅反映北宋时期的风俗画，同时也是一幅历尽劫难的名画。画家当时在翰林图画院供职，此乃画作以精妙的写实，记录了北宋末期的清明时节，再现了汴京郊区汴河两岸的风光和城内繁华的市景，得到了当朝皇帝宋徽宗的赞赏，成了一幅弘扬政绩的宣传画。可此后围绕这幅画，其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后被元朝人没收第二次进入皇宫。不久又被元朝内务府的一名装裱师，用一张仿本偷偷地把原作换了出去，然后，又把原作以高价卖掉，发了一笔大财。《清明上河图》流入民间之后，曾被元朝人杨准，明朝人李东阳、陆完等人收藏。
明代收藏家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载：明代正德朝吏部尚书陆完，收藏了《清明上河图》等许多古书画。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此画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说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二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背默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嗜雅收藏的权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八百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师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四十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后来，陆完的儿子急等钱用，将此画偷出，卖给明朝大臣顾鼎臣，后又到了严嵩手中。不久，严嵩父子被弹劾，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被收入皇宫。然而，自《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历代均有临摹者，其大小繁简不同，仅清代宫廷所藏即有十二幅，末代皇帝溥仪将其中四幅赠与胞弟溥杰，另外，在海外也均有各种临摹，这些临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冲着真迹的价值而来。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告诫人们应重视道义，轻视财利。可饱读诗书的大唐吏部尚书李义府，他年轻时攻读孔孟之书，精研圣贤之道，后成为初唐时期位居第四的十八位著名诗人之一。然而，他做了高官后，却把圣贤之道抛弃脑后，一门心思卖官聚财，搜刮民脂。他任右丞相后，竟然“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能给他送钱，就能得到高官要职。这样，他家前来行贿的人络绎不绝。自己忙不过来，又让其母亲、妻儿及女婿齐上阵，参与卖官的业务之中。李义府颇具文才，但更为嗜雅之人，有人送他珍玩书画，因其内行，总是火眼金睛。他的同僚说他是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李义府死后381年，大宋朝出生了一个大文官蔡京，后来成为“宋四家”之一，他虽学识渊博、才气超群、聪明过人，但却贪财无厌，见利忘义，后人恶其奸邪。然而，像蔡京这般的文人贪贿之徒也实在不是少数。不过，他们其作品精妙之处，也多为“盛世宏扬”之作。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书画名家又多为官，这一群儒雅的体，虽成就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的腐毒，这在历朝历代的书画群体中十分严重。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名家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贪贿者出招，请名家弟子代笔。明代书画家赵左师承大书画家董其昌，他代笔作董其昌《秋山红树图》以假乱真。其次，还有董其昌的弟子杨继鹏、沈士充、吴易常等人都代笔作过董其昌的书画。
在明朝，董其昌算是个大书画大家，他官至礼部尚书，也是权倾一时。虽说董其昌是一位著名书画家，但当朝吹捧他的人也都是红顶文人。徐悲鸿评董其昌说：“董其昌闭门造车，不求创新，凭借官职左右画坛，毁掉中国书画200年”。这好似与当今同辘。董其昌为人霸道，缺少道行，贪污腐化，他除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外，还怂恿儿子们期压百姓、巧取豪夺。只要他们父子看上的田产房屋，就要千方百计搞到手。他还极为贪色，不仅像许多风流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舞台歌榭，与许多名妓有很深的交往，而且还贪恋他人美妻。倚仗自己的权势把别人的妻子强行抢到自己的怀中，纳为小妾。他和儿子们的劣迹在当时留下极坏的名声。虽然，后人淡化了他的劣行，只欣赏他的书画。但是，鉴往知来，更值得后人警省醒悟。
当清人郑板桥辞官回乡，他看透了官场，也怕了官场，他只好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写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的诗：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中国书画的伪作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名家名画的“市场”多为高端，其操手又多是红顶文人，往来又多于嗜雅之用，仿伪之作至今有证可考的自晋代开始，宋代最盛，这一高潮起起伏伏一直延续至今。而历朝历代也总有些人能仿一二名家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明代詹僖专仿赵孟的字、元代吴镇的画；明吴应卯专仿祝允明的字画等等，这些尽然成了一门独有的学科，充实了贪贿腐败的阴囊。
如实说，官场上玩玩也罢了，可大清的“老佛爷”也不甘自己没才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常画扇和立幅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帝驾崩，她垂帘听政之后，就秘密觅了两代笔的人，一为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陈氏，一为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嘉蕙，她俩精通书史，善篆隶书，嘉蕙尤工画。二人都守寡，就被慈禧孀居在一起，禁居在慈禧寝宫东偏的小室，终日不得出户。二十余年如一日为慈禧代笔画画。有一个亲王知道是她俩代笔，就贿赂她俩，索画扇寄售在琉璃厂，由于外界不知是代笔，又因慈禧的名气，所以一把画扇就值二金，价格十分昂贵。由此可见，这个亲王赚了不少冲着慈禧大名来买画扇人的钱。

到了民国在大陆的后期，实业家严惠宇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云起楼”古玩店。主要以收藏、经营书画为主，店里有三位高手，其中，刘伯年在古代书画的复制、临摹上本领高超，丝毫不让他的同乡张大千。解放后，他因历史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刘伯年被流放到监狱的美术厂改造，居然发挥起了他的特长，三年多时间里他仿制了大量古画，其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出狱后，刘伯年在上海博物馆收录的《画苑缀英》里，见到了一张名为《梨花鳜鱼图》古画。心里十分忐忑，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告之这张《梨花鳜鱼图》是他解放前臆造出来的。原来，刘伯年假托宋代大画家李延之，臆造了《梨花鳜鱼图》。因这件作品生动、自然，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局促之感。此画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又有一次，刘伯年应邀为矛盾纪念馆作画来到浙江桐乡，该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金盆饲雀图》给大家看，只见画面上许多麻雀围着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戏，布局生动，造形准确，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一派典型的宋人风貌，众人异口同声叫好，唯有刘伯年沉默不语。事后他才说，此画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张“杰作”。
除了中国书画的赝品泛滥之外，大凡是艺术品都有成倍的赝品、仿品。其实赝品、仿品的繁盛也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是艺术真品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和经营者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的需要，通俗的讲：还不就是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然而，赝品、仿品都是古玩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如果简单地批判和喊打，那也是对人类艺术精神的亵渎。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或仿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如果你送给你的上司是一幅张大千仿古人的画作，肯定要把你的上司吓晕过去。因此，不能够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
艺术品历来都是收藏的热点，其价值彰显出来的不仅是艺术价值，你怎样支配它，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价值的风险是真伪难辨，它与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不过，在历朝历代查封贪官“贿物”的清单里，虽然艺术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赝品、仿品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过，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读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着脑袋，眼睛看的是官椅，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当然也不全然，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也更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美国经济学家哥德哈伯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珍玩书画，除了能在精神层面是得到慰藉，让心里产生一种满足感，最为重要的还是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因此，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