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心境

——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

    《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约346～409）的绘画作品。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五卷，皆绢本设色，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本文以京藏本为题，全卷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
    说到这幅“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的经典画作，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顾恺之为什么要绘制这幅《洛神赋图》？绘制此图的目的是什么？不妨，我们先了解一下“洛神”是何许人也。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约466～527）在《水经注》中说：“洛神宓妃之所在也。”据此为证，在顾恺之生活的年代，当年的洛水两岸，洛神宓妃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宓妃，她是传说中伏羲氏的女儿，因迷恋洛水两岸的美丽景色，从而溺水降临人间。后来，三国时期的曹魏文学家曹植，他在回返自己封地的途中经过洛水，想起了“洛神”的故事。由此，曹植借古人的传说作赋，写了一篇《洛神赋》。此后，这篇辞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作。 

在《洛神赋》中，曹植开篇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随后，曹植开始遥想这位传说中的宓妃，联想这位美丽而多情的“洛神”形象。辞赋中，他把“洛神”作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对美好愿望的倾心，以及遐想梦幻爱情的一种情景。同时，他又虚构了向“洛神”求爱的故事，象征自己对美好志向梦寐以求的热烈寻觅。全赋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思绻缱，若有寄托。不过，历史上又有另一种说法。说曹植写的《洛神赋》，在他生前并不叫此名，而是称为《感甄赋》。相传，在曹植年轻的时候，他看中了一位姓甄的美丽姑娘，想娶她为妻，而甄氏也很爱慕他的才华，只是两人有情而不遂人愿。当曹植的父亲曹操知道甄氏美丽、聪明、贤惠，他则为大儿子曹丕迎娶了甄氏。后来，甄氏成了曹丕的甄妃。
    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从此，曹植与甄妃见面的机会犹如隔世，但两人的爱慕之情却藕断丝连。后来，身为帝王的曹丕又娶了郭贵妃，因此甄妃失宠，此后甄妃又触怒曹丕，最终被赐死。黄初三年（222），曹植到洛阳朝见曹丕，甄妃的儿子曹睿奉旨宴请曹植。未想到，曹植见到曹睿，谈起了甄妃的惨死，潸然泪下。戏剧的是，当曹丕知道甄妃与弟弟曹植的心思后，他并没有降罪，而是把甄妃用过的枕头送给曹植。见物思情，曹植心里更加难受，他谢过曹丕就匆匆的离开了京都。出了京都的洛阳城，曹植直接来到洛水岸边，他面对夕阳和滔滔的洛河水出神。突然，他仿佛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象似一朵出水芙蓉缓缓地从碧波中升起，随着波涛，轻悠飘然地来到岸边。这女子便是洛神。恍惚中，曹植犹如梦一般地触景生情，叹感现实与梦幻的遥远。于是，为了隐喻自己的政治失利，用虚构的手法写了一篇赋，题名为《感甄赋》。

故事源自公元226年6月，魏文帝曹丕驾崩，甄妃儿子曹睿继位，追封生母甄妃为文昭皇后。传说，即位后的曹睿读了叔叔曹植写的这篇辞赋，心里即叹感又矛盾，总觉得用《感甄赋》之名不妥，过于直白了小叔子对嫂子的爱慕之情。公元232年，曹植抑郁而亡，魏明帝曹叡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为此，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昭明文选》中说：“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众所周知，传说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同样，真实的历史也能变为传说故事。但是，不论是传说还是历史，不论是曹植的《感甄赋》还是《洛神赋》，它都给后世蒙上各种各样的传奇色彩。有趣的是，在曹植死后的一百多年，顾恺之借《洛神赋》为题材，用生动形象的绘画语言创作了《洛神赋图》。可以说，这是画家用悲情而浪漫的叙事手法，绘制了一幅长卷式的图说版《洛神赋》故事。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顾恺之的真迹，但现存的宋人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了顾恺之的艺术特点。可谓是，千年之后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不可否认，即便是宋人摹本，但此图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那么，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的心境是什么呢？这一点，由于他留存下来的真迹、史料稀缺，故而很难分析他创作此图的心境。不过，我们大致可以从他的画迹目录中，了解到一些他的创作心迹。联系起来看，创作叙事性的绘画题材，是顾恺之的绘画情趣所在。这一点，在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我们散见到《夏禹治水图》、《皇初平牧羊图》、《女史箴图》、《古贤图》等叙事性作品，让我们了解到顾恺之绘制叙事性绘画的初衷。这种心境表现出画家的态度与体验，以及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情趣性。其中，《女史箴》是西晋文学家张华撰写的历代贤记事迹，目的是借古人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教育宫廷女人要以史为鉴戒，自觉遵守清规戒律。此文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为此，顾恺之根据《女史箴》的主要内容，绘制了《女史箴图》。此图每段都包含一个宫廷女人的“模范”故事，并在每段前面抄录了张华的一段赋，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义。
    为此，由《洛神赋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顾恺之的绘画思想与创作活动，不仅在思想上具体的表现出政治题材的教化功能，同时也反映出他在绘画创作中的心迹。这种心迹既表现出他对政治意义的热衷，亦表现出他在官场上的心态。可以说，顾恺之的绘画创作传承了汉代绘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使之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宣传工具，发挥着“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化功能。这里，不可回避顾恺之具有把握时政的洞察力，以及周旋于官场上的经验。无疑，在他的许多画迹目录中得以证实。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顾恺之的出生与人生经历，以及他的家庭背景。

据《晋书·文苑》载：“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顾氏，江南望族，士族阶层。他的父亲顾悦之、祖父顾毗、以及曾祖父等，都是当时朝廷的高官。其父顾悦之为官较为耿直义行，虽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但在仕途中也被废过庶人。另据《晋书·顾恺之传》中评价：“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所谓才绝，是赞赏他的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等；画绝，特指他精于绘制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痴绝，是敬佩他不合流俗的人格精神。据此认为，顾恺之的“才绝、画绝、痴绝”则是他的绘画天赋与精神所在，其“三绝”之和，自然造就了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的绘画思想。他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著作。其中，顾恺之提出的“迁想妙得”与“以形写神”等绘画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论其“画绝”，顾恺之的确是一位天才画家。当年，顾恺之二十岁左右，其父顾悦之在朝中任尚书左丞，家住江宁（今南京）瓦棺寺附近，正巧时逢瓦棺寺劝募建院。为此，顾恺之为瓦棺寺建院募捐，绘制维摩诘像壁画，由此一举成名。唐代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引《京师寺记》载：“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请朝贤鸣刹注疏……长康（顾恺之）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显而易见，顾恺之是一个早熟的画家。
    显然，顾恺之在绘制瓦棺寺壁画之前，他的绘画天赋早已具备，否则也轮不上他绘制维摩诘像壁画。当然，顾恺之的天赋也得到贵人相助，特别是他勤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为他在日后的艺术成就上奠定了基础。其中，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的绘画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这一点，我们从散见于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他为政治名人画像的画迹甚多。如《司马宣王像》、《谢安像》、《桓温像》、《桓玄像》、《刘牢之像》、《王安期像》、《阮脩像》、《阮咸像》、《晋帝相列像》、《殷仲像》、《魏晋名臣画像》、《中朝名士像》、《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苏门先生像》等。据此可见，顾恺之最擅长的是绘制人物像，而且都是为政治名人画像。从这一点来认识，顾恺之在官场社会中的活动能力非单纯画家能比。
    在绘画表现上，顾恺之继承了汉画的艺术特征，重写意，线条充满力度和动感，注重画面情节的结构，不拘于“形”，据“形”而写“神”。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录有顾恺之三篇论画文章，分别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其论画中心组成部分为“传神论”，强调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可以说“以形写神”则是顾恺之的美学思想。纵观顾恺之在人物画上的线条技巧，其线条圆转，后人称之为“春蚕吐丝”，或叫“高古游丝描”。此法线条气息古朴，具有篆书因形立意、体正势圆的古意。这种线条既能传神地勾勒出所绘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情，印证了“书画同源”之说。除此，顾恺之的诗词、歌赋也很优美。可惜他所著《恺之文集》早已失传，留下来的文字极少。现存的仅有《观涛赋》、《筝赋》、《四时诗》、《水赞》等几篇。不过，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很自负，自称所作《筝赋》可比嵇康的《琴赋》。据《晋书·文苑》记载，顾恺之曾对人说：“吾赋之比嵇康《琴赋》，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当然，这种比较大有文人相轻的味道。但是，从他所作《四时诗》中，确实也见到了四季的美丽：“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寥寥四句形神皆出，这是他以诗当画，用清晰形象的文字勾勒出的四季风光画，表现出画家观察事物的能力。不言而喻，具有如此的诗文写形的才华，加之他最擅长的人物画，所以在《洛神赋图》的绘画语言上，他极富想象又完美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让欣赏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在《洛神赋图》中，我们一是看到了悲情的人神有别的眷情；二是借“洛神”赋予了诗人与画家的精神寄托，具有失落无限的情愫；三是借赋而“迁想妙得”的托意，用“以形写神”表达了画家对《洛神赋》的理解与再现，流露出画中人物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情。特别是画上的奇异神兽，不仅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而且还带有中国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顾恺之用文学性来绘制《洛神赋图》的意义所在。
    据记载，顾恺之出身行伍，但他从二十岁左右到五十岁后，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直在军中任参军，未得升迁。起初，他在桓温大司马府中担任参军。桓温去世后，他转而依附荆州刺史殷仲堪，在刺史府中任参军。后来，殷仲堪对抗朝廷，被桓温之子桓玄讨伐，逼令自杀，顾恺之又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至晚年，顾恺之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成为轮流值班的秘书。不过，他在这个官职上任职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有余。虽然，顾恺之的官职一直不高，但他会动情的做人做事，故而有人敬佩他的痴绝，与他的才绝、画绝都颇有名气。事实上，作为封建时代的画家，顾恺之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画家，他类似于今天的军中文职，或是为政客服务的画家。庆幸的是，他的艺术生命是天赋大于才智，故而在官场上不合流俗，才获得“痴绝”之名。也许，正是顾恺之在参军位置上不与人争，使得他的“痴绝”之名，成就了他在绘画方面自我完善。
    令人感慨的是，顾恺之最初在桓温麾下任参军，他相当崇拜桓温。桓温去世后，他悲伤至极，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可见，他的表白是对桓温的肺腑感言。也许，正因身为画家的顾恺之不合流俗，甚至是忠心耿耿的任职，此后又能在桓玄失之朝权后，竟也安然无恙，照样改换了门庭。当桓玄起兵篡位，刘裕举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而逃。不久，刘裕北伐南燕国，顾恺之特地为刘裕北伐撰写《祭牙文》曰：“维年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正，四海有王。晋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阐扬神武……”此文以扬刘裕大军军威，深得刘裕赏识。这就是顾恺之周旋于官场的能力所在。
    在东晋时代的政治动荡中，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是天天在打。然而，顾恺之作为军中文职画家，既能屡次改换门庭，且也安然无恙，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画匠，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抱负的军旅画家。如果说，他具有某种政治倾向，那么他就不会有绘画方面的成就。极为矛盾的是，顾恺之除了热衷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他最为快乐的提出“迁想妙得”的作画思想，这种发挥自身绘画天赋，用于讨好政客名流的精神状态，印证了中国专职画家缺失纯正的艺术思想。因为顾恺之有常人没有的“痴绝”性格，所以“痴绝”充实了他在“才绝”和“画绝”方面的才智。为此，顾恺之的绘画天赋在深受政客器重的同时，他能屡换门庭则是他附庸时代的精神所在。
    无可争辩，鉴于曹植《洛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一定是有他借赋作图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也不会具有什么政治意义，唯一的是他在绘制政治名人像的同时，他也时常产生无奈之举。故而，我们从他留存下来的画迹目录中，也看到了他对绘制女人题材的兴趣。如《阿谷处女扇图》、《列女仙》、《三天女图》、《贵阳王美女图》等。这些有关女人题材的绘画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顾恺之的绘画情由也不乏俗世。
    也许，正是《洛神赋》中人神情缘故事的美丽与伤情，给了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的缘由；也正是《洛神赋》的悲情故事与曹植的抑郁性，为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提供了一种随情的共鸣。否则，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画。

--选自刘工/著《中国传世名画二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