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刘工 (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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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6-01-05 1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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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附庸与艺术
刘工
在前一节，引用一则于右任先生的墨宝轶闻。可见，从于先生题写“不可随处小便”的六字告示，到重新拆开装裱成“小处不可随便”的六字箴言，我们闻到的是附庸风雅的艺术戾气。当然，这与于先生没有丝毫关系。
据说，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源于明末。故事说的是一个叫陈继儒的书画家隐居山林，却又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为时人所诟病。后来，东林党首领，降清后任礼部侍郎的钱谦益谈到陈继儒的这一行径时，讽刺说这叫“装点山林，附庸风雅”。其实，陈继儒是明代很有名气的文学家、书画家，此人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不知何因，他被弄成是“附庸风雅”的代言人。
所谓附庸风雅，就是拿文化装点门面，炫耀文化的金钱价值。毋庸赘述，自古癖好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从古到今，书画都归艺术品门类，且又是装点门面的奢侈品，所以自古也就有了嗜雅之风。
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从贿赂学的角度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在封建王朝社会，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且是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中国人的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
对嗜雅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财富与金钱。在中国官场社会，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代，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使之艺术赝品极为盛行。到了明代，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一段描述：“骨（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王伯榖是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是一位官场社会的活动家。此人善造赝品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收藏的唐代阎立本的《醉道士图》，竟然也是赝品。
在“画家的工具与画材”一节中，阐述过“砚”是文房四宝中之重器。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当年清廷查抄大贪官和珅家，在案记录他贪贿宋砚十方、端砚七百一十余方。其实，和珅的文化并不高，又不是什么书画家，在他担任和兼任过清朝数十个官职期间，也没见他出过什么书。那么，和珅贪藏这么多名砚干嘛？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名砚儒雅又值钱。
有史以来，中国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若有不贪的官，那真是凤毛麟角，算得上清官廉官，假使是庸官就不论了。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制造赝品的人，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舞弄翰墨的雅好，所以这个嗜雅的产业就能做得很大。用今天的话说，这个产业就是高端的文化产业。
我们从历代帝王中列举。卓有书画才能的是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虔诚地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士人眼中却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明朝皇帝也是如此，虽然短命的多，但他们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不得不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顺治皇帝善作指画，康熙皇帝极嗜书画，乾隆皇帝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对翰墨的嗜好成癖，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道士，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笔歌墨舞起来。呈现出上层建筑的嗜好之风，带动了举国的跟风有瘾。因为官场是个俗污的场所，更是一个权钱的世界，故而就孕育了嗜雅的群体。就雅而言，雅士可谓是品位与品味的形象代表。南北朝时，有一位叫仙道的诗人说：“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
曹魏开国皇帝曹丕诗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雅人，又称雅士，指的是有学问和处事修养的孤高的人。当然雅士、雅人不同于“嗜雅”之人，但是雅士、雅人不见得不是“嗜雅”之人。官场的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的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的择嗜而贿，伪装斯文的择人而贿等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随之又一个甄别玩伪的行当诞生了。
据文献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还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书法的真伪。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如著名画家张大千，虽说他在书画方面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仿画作伪的高手。据说，他把上至唐宋，下至明清各家各派仿遍了，其仿古之作数以百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如果说，张大千临摹古画，目的是学习古画中的精华，其精神可嘉。假如说，张大千仿制古画，并以此作伪为业，那就另当别论。当然，张大千后来成为艺术大师，这与他临遍历代古画也有着不解之缘。
在宋代，蔡京是个鼎鼎大名的大文官。此人的艺术才智很高，捧他的人称他为才子，热捧他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的表现。而且，后人又把蔡京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但是，蔡京又以贪渎闻名，是自古官场上最为典型的贪财无厌，见利忘义的文人。然而，像蔡京这般的大文人，贪贿之徒也实在不为少数。不过，他们所谓的传世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弘扬盛世”之作而已，不必敬佩。
为何不必敬佩？嫉妒吗？也许是或不是。如果，文化只是研磨的脂粉为统治者涂抹，何必敬佩。纵观中国历代所谓的书画、诗文名家多为大大小小的官，但也不乏纠结了一群伪儒雅真蛮横，面和心不合的小朋党。虽说，小朋党成就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的腐毒，这样的腐毒远比昏君更具虚伪性。行为是：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贪官置皇帝语录于照壁，以告天下自己为忠臣。假如，贪婪的忙不过来怎么办？贪贿者聪明之举，招揽弟子为其代笔。
在“艺术的比德论”中，我提到过明代董其昌。这里再说说此人的劣迹。活跃于明代后期的书画家赵左，他崇拜大官僚董其昌的山水画，追随董氏游离于书画界，追捧董氏强调的摹古思维，谙熟董氏的笔墨套路，最终成为董氏的翰墨挚友。由此，赵左模仿董氏的画作以假乱真，一跃成为董氏绘画最重要的代笔人。其实，追随董氏拍马屁的弟子还有一大批，他们为董氏代笔，借董氏在官场上的政治地位和艺术霸权敛财。此等贪婪文人的戾气，其笔墨精神再高深，也只不过是骗术的精神。
值得警示后人的是，在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董其昌掌管着衰败走势的国家文化、教育和外交大权，成为大官僚级的书画大家。可想而知，当时追随和吹捧董氏的人都是红顶文人，之后又被后世的红顶文人顶礼膜拜，使得董氏名扬四海。而今，传承董氏的依旧是生活在阳光下的红顶文人，不乏有人与董氏的卑劣文性同辘，互捧互吹、趾高气昂的领导着奴才们充当政治帮凶。
虽说，董其昌进士出身，谙熟儒家思想，却又是劣迹斑斑的官场文人。改朝换代之后，董氏的劣迹被后人淡化，他的书画作品被后人欣赏和推崇。其实，这种心胸并不合乎中国人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那么，后人怎么会忽视董氏背离儒家“人品”与“画品”的精神呢？唯一的解释，学习与发挥董氏倚仗权势的技能，远比儒家“人品”与“画品”的精神更为实际。假若，我们索检一下历代书画名家的劣迹，看看以儒家面目自诩的官场文人，又有多少是把“人品”与“画品”的精神用在自身的？有，百里挑一；无，过于绝对。事实是，更多的官场文人，他们是把儒家的说教功能用于他人而已。当然，有人恪守“人品”与“画品”的儒家精神和思想，但多数则是与权势无干的艺术家。
诙谐的是，当清人郑板桥50岁做官，60岁退休，后人却说他看透了官场，也怕了官场，辞官而归。不然，告老还乡后的郑板桥还享受着退休官员的官籍，享有免税免役的待遇。情致是，退休后的郑氏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过，他在《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中，却说出了他在官场上的感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也许是郑氏在官场上的官龄太短，退休待遇不如同级官员丰厚，让他对官场不满，故而愤之；也许是郑氏在官场上还没领悟其道，自己就到了退休年岁，让他大有后悔的怨气，故而清高。不能不说，这些“愤怨”皆有。
其实书画这玩意儿，官场上的文人玩玩也罢了，但大清国的“老佛爷”也不甘心自己没有才艺。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常画扇面和立轴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她秘密觅了两个女人为她代笔。期间，有个亲王知道了代笔之事，就小恩小惠这两个女人，借着“老佛爷”的政治名头骗了不少钱。
对中国书画的赝品而言，如此的繁盛也是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艺术真品的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经营者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的需要。因赝品毕竟比真品价廉物美，且收贿者也没几个真的识货，所以市场自然繁荣。说白了，还不就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不过，名人或有市场的书画赝品，历来也是书画市场上的组成部分。其中，赝品中也有精品，甚至赝品超过了欺世盗名的所谓名家之作。
那么，作伪的画家既能画出精品，艺术造诣也不凡，为什么还要仿冒名家的作品呢？这是因为作伪画家的“名头”不够，所以才借“名头”作伪，以求生机。众所周知，中国书画是“名头”书画的效应市场，而不是认知艺术的理性市场。这是没有“名头”画家的心酸之处，也是欣赏者只有“听力”没有“眼力”的悲哀。如果欣赏者只凭“听力”认识书画的价值，这只能说明艺术价值不是欣赏者考虑的范畴；如果欣赏者只凭“眼力”认识书画的价值，这是欣赏者与艺术家的惺惺相惜，或是隐藏着未知数。
由此，不能简单的对仿冒“名头”的画作喊打，弄不好也是对艺术精神的亵渎。最好的是，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当然，有“名头”的人，一定也是从借“名头”开始的，要不就是靠厚颜无耻的献媚获得“名头”再成就自己。假如，今天你送某人一幅张大千的仿古人画作，肯定会把收礼人吓晕过去。所以，不必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这种价值混沌不清又清晰可见。
据业内人说，中国书画历来都是行贿受贿场上的硬通货，其彰显出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大的是金钱价值。可以说，你怎样支配艺术品，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种价值的风险也是真伪难辨，它与定性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
若要甄别，从中国历朝历代被查封贪官的“贿物”清单里，其贪贿和收藏的艺术品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但赝品却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客气地说，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金钱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鉴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眼睛看的是官位，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但也并非都是不学无术的人，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人，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如明代贪官严嵩。据载他少时即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善诗文，精通书画，官至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如今从抄没严嵩家产的登记簿《天水冰山录》上看到，仅是历代名人字画就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是让人吃惊。其中有唐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圆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鹰》、宋高宗的《题王仲珪梅》、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不过，与严嵩这般贪官颇为不同的是，如今有些贪官胸无点墨，行贿者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赝品糊弄贪官比比皆是。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哥德哈伯，他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
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书画艺术，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得到附庸，让心里产生一种“风雅”的满足感，最为重要的还是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所以，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场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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