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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附庸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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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内 容:
论
附庸与艺术
刘工
在前一节
,
引用
一则于右任先生的墨宝轶闻。
可见,
从于先生题写“不可随处小便”的六字告示,到重新拆开装裱成“小处不可随便”的六字箴言,我们闻到的是附庸风雅的艺术戾气。当然,这与于先生没有丝毫关系。
据说,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源于明
末
。
故事
说的是一个叫陈继儒的书画家隐居
山林
,却又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为时人所诟病
。
后来,
东林党首领
,
降清
后任
礼部侍郎
的
钱谦益谈到陈继儒的这一行径时,讽刺说这叫
“
装点山林,附庸风雅
”
。其实,陈继儒
是
明代
很有名气的
文学家、书画家
,
此人
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
不知何因,他被弄成是“附庸风雅”的代言人。
所谓附庸风雅,就是拿文化装点门面,炫耀文化的金钱价值。毋庸赘述,自古癖好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从古到今,书画都归艺术品门类,且又是装点门面的奢侈品,所以自古也就有了嗜雅之风。
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从贿赂学的角度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
在封建王朝社会
,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且是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
中国人
的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
对嗜雅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财富与金钱。在中国官场社会,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代,当时
的
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使之艺术赝品
极为
盛行。到了明代,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
一段
描述:“骨
(
古
)
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王伯榖是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是一位官场社会的活动家。
此人
善造赝品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
收藏
的唐代阎立本的《醉道士图》,竟然也是赝品。
在“画家的工具与画材”一节中,阐述过
“
砚
”
是
文房四宝
中
之重器。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当年清廷查抄大贪官和珅
家
,在案记录他贪贿宋砚十方、端砚七百一十余方。其实,和珅的文化并不高
,
又不是什么书画家
,
在他
担任和兼任
过
清朝数十个官职
期间
,也没见他出过什么书
。
那么,
和珅贪藏这么多名砚干嘛?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名砚儒雅又值钱。
有史以来,中国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
。
若有不贪的官,那真是凤毛麟角
,
算得上清官廉官,假使是庸官就不论了
。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制造赝品的人,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舞弄翰墨的雅好,所以这个嗜雅的产业就能做得很大。用今天的话说,这个产业就是高端的文化产业。
我们从历代帝王中列举
。
卓有书画才能的是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
,
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
,
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
,
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
,
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
,
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虔诚地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士人眼中却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明朝皇帝也是如此,
虽然短命的多,但
他们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不得不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顺治皇帝善作指画,康熙皇帝极嗜书画,乾隆皇帝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
对翰墨的
嗜好
成癖
,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
道士
,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笔歌墨舞起来。
呈现出上层建筑的
嗜好
之风,带动了举国的跟风
有瘾
。
因为官场是个俗污的场所,更是一个权钱的世界,故而就孕育了嗜雅的群体。就雅而言,雅士可谓是品位与品味的形象代表。南北朝时,有一位叫仙道的诗人说:“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
曹魏开国皇帝曹丕诗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雅人,又称雅士
,
指的是
有学问和处事修养的孤高的人。当然雅士
、
雅人不同于“嗜雅”之人,但是雅士
、
雅人不见得不
是
“嗜雅”
之人
。官场
的
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的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的择嗜而贿,伪装斯文的择人而贿等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随之又一个甄别玩伪的行当诞生了。
据文献
记载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还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书法的真伪。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如著名画家张大千,
虽说
他在书画方面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仿画作伪的
高手
。据说,他把上至唐宋,下至明清各家各派仿遍了,其仿古之作数以
百
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如果
说,
张大千临摹古画,目的是学习古画中的精华,
其
精神可嘉。假如
说,
张大千仿制古画,并以此作伪为业,那就另当别论。当然,张大千后来成为艺术大师,这与他临遍历代古画也有着不解之缘。
在宋代,蔡京是个鼎鼎大名的大文官。此人的艺术
才智
很高,捧他的人称他为才子,热捧他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的表现。而且,后人又把蔡京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但是,蔡京又以贪渎闻名,是自古官场上最为典型的贪财无厌,见利忘义的文人。然而,像蔡京这般的大文人,贪贿之徒也实在不为少数。不过,他们所谓的传世作品,
绝大
多数都是“弘扬盛世”之作而已,不必敬佩。
为何不必敬佩?
嫉妒吗?也许是或不是。如果,
文化
只是
研磨
的
脂粉为统治者
涂抹
,
何必敬佩
。
纵观中国历代所谓的书画、诗文名家多为
大大小小的官
,
但
也
不乏纠结了一群伪
儒雅
真
蛮横,面和心不合的小朋党。虽说,小朋党成就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的腐毒
,
这样的腐毒
远比昏君
更
具虚伪性
。行为是: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贪官置皇帝语录于照壁,以告天下自己为忠臣。
假如,贪婪的
忙不过来怎么办?贪贿者
聪明之举
,
招揽
弟子
为其
代笔。
在“艺术的比德论”
中
,
我提到过明代
董其昌
。这里再说说此人的劣迹。
活跃于明
代
后期的书画家赵左,他崇拜大官僚
董其昌
的
山水画
,追随董氏游离于书画界,追捧董氏强调的摹古思维,谙熟董氏的笔墨套路,最终成为
董氏
的
翰墨挚友
。
由此,
赵左
模仿
董氏
的
画作以假乱真
,
一跃成为
董氏绘画最重要的代笔人。
其实
,追随董氏
拍马屁的
弟子
还有一大批
,
他们为
董氏代笔
,
借
董氏
在官场上的政治地位和艺术霸权敛财
。
此等贪婪文人的戾气,其笔墨精神再高深,也只不过是骗术的精神。
值得警示后人的是,在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董其昌掌管着衰败走势的国家文化、教育和外交大权,成为大官僚级的书画大家。可想而知,当时追随和吹捧
董氏
的人都是红顶文人,之后又被后世的红顶文人顶礼膜拜,使得董
氏
名扬四海。而今,传承董
氏
的依旧是生活在阳光下的红顶文人,不乏有人与董
氏
的卑劣文性同辘,互捧互吹、趾高气昂的领导着奴才们充当政
治帮凶。
虽说
,
董其昌进士出身,
谙熟
儒家
思想
,
却又是劣迹斑斑的官场文人。改朝换代之后,
董氏
的
劣迹被后人淡化,
他的
书画
作品被后人
欣赏
和推崇。其实,这种心胸并不合乎中国人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
那么,后人怎么会忽视
董氏背离儒家“人品”与“画品”的精神
呢?唯一的解释,
学习与发挥董氏倚仗权势的技能
,
远比
儒家“人品”与“画品”的
精神更为实际
。
假若,我们
索检一下历代书画名家的劣迹,看看以儒家面目自诩的官场文人,又有多少是把“人品”与“画品”的精神用在自身的?
有,百里挑一;无,过于绝对。事实是,
更多的官场文人
,
他们是
把儒家的说教功能用于他人
而已
。
当然,
有人恪守“人品”与“画品”
的
儒家精神
和思想
,
但
多数则是与权势无干的艺术家。
诙谐的是,当清人郑板桥
50
岁做官,
60
岁退休,
后人
却说
他看透了官场,也怕了官场,辞官而归。不然,
告老还乡后
的郑板桥还享受着退休官员的官籍,享有免税免役的待遇。
情致是,
退休后
的
郑
氏
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过,
他在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
中
,
却
说出
了他
在官场上的感受:
“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
也许是郑
氏
在官场上的官龄太短,退休待遇不如同级官员丰厚,让他对官场不满,故而愤之;也许是郑
氏
在官场上还没领悟其道,自己就到了退休年岁,让他大有后悔的怨气,故而清高。不能不说,这些“愤怨”皆有。
其实书画这玩意儿,官场上的文人玩玩也罢了,但大清
国
的“老佛爷”也不甘
心
自己没有才艺。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常画扇面和立轴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她秘密觅了两个女人为她代笔。期间,有个亲王知道了代笔之事,就小恩小惠这两个女人,借着“老佛爷”的政治名头骗了不少钱。
对中国书画的赝品而言,如此的繁盛也是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艺术真品的资源有限
。
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经营者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的需要。因赝品毕竟比真品价廉物美,且收贿者也没几个真的识货,所以市场自然繁荣。说白了,还不就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不过,名人或有市场的书画赝品,历来也是书画市场上的组成部分。
其中,
赝品
中
也
有
精品,
甚至
赝品
超过了欺世盗名的所谓名家之作。
那么
,
作伪的画家既能画出精品,艺术造诣也不凡,为什么还要仿冒名家的作品呢?这是因为作伪画家的“名头”不够,所以才借“名头”作伪,以求生机。众所周知,中国书画是“名头”书画的效应市场,而不是认知艺术的理性市场。这是没有“名头”画家的心酸之处,也是欣赏者只有“听力”没有“眼力”的悲哀。如果欣赏者只凭“听力”认识书画的价值,这只能说明艺术价值不是欣赏者考虑的范畴;如果欣赏者只凭“眼力”认识书画的价值,这是欣赏者与艺术家的惺惺相惜,或是隐藏着未知数。
由此,不能简单的对仿冒“名头”的画作喊打,弄不好也是对艺术精神的亵渎。最好的是,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当然,有“名头”的人,一定也是从借“名头”开始的,要不就是靠厚颜无耻的献媚获得“名头”
再
成就自己。假如,今天你送
某人
一幅张大千
的
仿古人画
作
,肯定
会
把
收礼人
吓晕过去。所以,不必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
这种价值混沌不清又清晰可见。
据业内人说
,中国书画历来都是行贿受贿场上的硬通货,其彰显出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大的是金钱价值。可以说,你怎样支配艺术品,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种价值的风险也是真伪难辨,它与
定性
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
若要甄别,从中国历朝历代被查封贪官的“贿物”清单里,其贪贿和收藏的艺术品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但赝品却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客气地说,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金钱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鉴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眼睛看的是官位,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但也
并非都是不学无术的人
,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
人
,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如明代贪官严嵩。
据载
他少时即为远近闻名的
神童
,善诗文,精通书画,官至内阁首辅,吏部尚书。
如今
从抄没严嵩家产的登记簿《天水冰山录》上看到,仅是
历代
名人字画就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是让人吃惊。其中有唐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圆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鹰》、宋高宗的《题王仲珪梅》、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不过,与严嵩这般贪官颇为不同的是,如今有些贪官胸无点墨,行贿者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用赝品糊弄贪官比比皆是。
美国
著名的
经济学家哥德哈伯
,
他
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
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书画艺术,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得到附庸,让心里产生一种“风雅”的满足感,最为重要的还是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所以,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场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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