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李辉日愈显示自己的创作独特的视角和取向。他的作品表明，他对人生有着相当的感受能力，对现实生活、对自己的艺术始终抱有虔诚的态度；多年来，画家以生活积累为基础，在对生活素材提炼、剪裁、增删的加工中，结晶为“形神”俱佳的意向，进而创作出一批充满现实生活气息和饱满生命形态的作品。应该说，处在上升期和成熟过程中的李辉作品，不管是表现生活现实的，还是探索艺术本质、形式与语言的实验性作品，展示的都是他艺术的潜质和感受能力以及表现能力。他近年的作品则日益回归到重新发现现实，重新寻找表现现实生活形式的探索与努力中；甚至可以说，他在世纪之交的美术潮动中，重返他的精神原乡，回到他熟悉的父老乡亲中，在鲜活与血肉丰满的人物中，发现并撷取人物的人性本质和生命状态，用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去书写“人”的情怀和精神面貌。其实，本质意义上的创作，莫不如此。当画家把意识冲动、伦理冲动与职业冲动化入自身的血肉生命，其实，本质意义上的创作，莫不如此。当画家把意识冲动、伦理冲动与职业冲动化入自身的血肉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冲动时，其作品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生于西北回族地区的李辉，对自己的乡土，对自己回族的父老乡亲，是一往情深的、是赤城挚爱的；多年来，一路走来，显而易见的是，他步履扎实厚重，并逐渐摆脱最初个人视野的情感宣泄和情趣偏爱，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其中，他不变的是，在驾驭语言和形式创造中，力求充分展示个性化的理解与认知，让情绪化的表现更充分。 事实上，以人物为题者的李辉作品，对父老乡亲的赞美，就是对乡土的赞美。 这个主题，经过多年的磨砺与淘洗，又演绎为人和土地、人和故乡的艺术表现；而其中又总是在绘制中给笔墨语言以亲情和温暖，使之成为画家的艺术储备，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深化生活，为艺术创作的质地和品格的深化提供资源。因此，我们看他的作品，从较早的《漫花儿》系列、《斋月丽人》系列、《家住黄河边》等系列，到近期的《那勒寺的集》《夏河八月天》《早春》《牧趣》《远方的歌》等，显见出，画家对人生的认识，对艺术的领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以及对意向和语言的提炼，对自我审美取向的选择，乃至精神品格的锤炼，等等，都显示为画家在经历了主题的深化，艺术精神的历练、语言的诗化、意向的诗性表现，画家找到了根本的落脚点，那就是由“外在表象”向“内在本质”的心灵修炼与转换，这是一个熔铸人生体验和审美追求的过程；这使得画家不回避表现生命形态中必须面临的人生与命运的难题，在赞美之中，又注入了思考的元素，使笔下的父老乡亲的意向表现，与自己、自然、社会、历史相融合，并把这种复杂的情感转换形式内涵与艺术韵致。 李辉坚信“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努力于表现西北地区回族的父老乡亲与兄弟姐妹，着意于在人物刻画与表现中呈现历史沧桑，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在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故乡等多个面向的延伸与交织中，展现了历史的脚步、时代的巨变，以及人的勤劳坚韧、悲欢苦乐和真善美的生命原色。 《浪山漫花儿》是李辉的力作，人物意向组合被置于二维空间中，男人头戴白帽，女人则以头巾包头， 《浪山漫花儿》是李辉的力作，人物意向组合被置于二维空间中，男人头戴白帽，女人则以头巾包头，他们共同演唱一首古老的歌谣，在近乎“平远”的构图中，前排为一青年女性和一少年，后排则是主唱、伴唱、伴奏的人们，构图虽未有大的起伏变化，却因“漫花儿”的演唱而动人心魄，画幅居中的男子正在高歌，周围的人们向中而立，伴唱、伴奏者分两侧站立，形成一人唱来多人合的场面；人物造型以线为主，画家十分注意长线、短线、弧线的交织与穿插，同时我们也看到，画家笔下的线则因人而异，虚实、疏密、浓淡、干湿的配置与组织，以及其中的节奏、韵律、力度的变化等，都服从于人物个性、情绪的不同而变化；在《斋月丽人》中，画家表现了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女性，她们包着头巾，身着长袍，挎着皮包或手提包，呈现为青春靓丽的样态，步履轻盈的走过清真前……画家运用平面构成的手法，处理画面空间的关系，在金色的底上，单线勾勒出鳞次栉比的清真寺圆顶远景，隐喻着古老民族宗教传统与文化特点，近景的穆斯林女性以黑红两色进行对比，小女孩的白衣裙提亮与点醒了稍暗的画面；宗教圣诚的女性生命形态因此呈现出自我觉醒与生命回归本真的自觉要求。李辉的不同寻常之处于，他善于在本民族父老乡亲的寻常生活中发现典型素材，捕捉诗情场景和耐人寻味的细节，沿着生活的逻辑和艺术创作的逻辑，带着对生命形态的思考深化为艺术意象，展示为古老民族正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向新时代，他们脚下正是一条文明进步之路，也是历代先民和无数个体历经苦难的生命堆积而成，他们以自己的感受续写着历史的新篇章。作品表明，画家对自己民族、故乡和父老乡亲的深切感知，也是画家身居期间感同身受与自我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