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受万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中国画家。他在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和光色的运用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于受万的写意性工笔画，是其独创的艺术形式。他一反工笔画先立意后构图和千篇一律的勾染成式，而先泼墨泼彩，产生斑斓的彩色底图，然后根据底图效果，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地进行构思立图。将某些偶然因素和意想不到的光色效果，引入工笔画创作过程。这样做，有效的解决了传统工笔画匠气、刻板的弊端，大大丰富了中国工笔画的表现力。对此，著名美术理论家王志纯说：“于受万的写意性工笔画在当今中国工笔画的发展路径上占有自己独特的位置。”贾德江说：“于受万的艺术实验已超越了自我的范筹，而具有了艺术史的意义”。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和在纪念反法西斯全国美展获过银奖的《长城颂》等，即是用这种写意性工笔画创作完成的。

    于受万近期完成的聊斋500图，体现了他长期从事连环画和单幅人物画创作，对传统线描、对主题画、对古典文学名著的深层次把握，体现了他非凡的创意能力。他熟读聊斋，将聊斋中三教九流、神、佛、儒、道以及天上地下、梦幻鬼魅等千奇百怪的形象集于笔端，按照聊斋故事和蒲松龄的本意加以形象化的创意。尤其把聊斋故事大量狂怪和爱情的描写，按照现实人生欲求心理作了恰如其分的表达。其独特之处还在于这些图既不属于连环画，也不属于通常意义的插图，而是于受万专为聊斋创意打造的全新表现形式。他创造性的将多维时空引入画面，将每个故事的几个情节，从造型美的角度梦幻般的组连在一起。如此以来，强化了聊斋以玄怪陆离表达人间真情的总体特色，又突出了每篇故事的不同主题。

    画面以刚柔并用的细笔述事，以痛快淋漓的写意用笔取势。这些图尤其强调了人物动感和情感的表达，而此种生动传神的画面极易与读者沟通，引起共鸣。将三百年前的文字艺术转化为现代人喜闻乐见、有滋有味的视觉艺术。这些图画，唯美唯文，不但遵从了聊斋本旨，而且具有单幅作品的独立欣赏价值。画出了“聊斋味”，给聊斋读者献上了一份美礼，成为300年来完成聊斋全图第一人。

    这是一项唯有具备了文人品格修养的画家才能完成的重任。为此冯远为之题辞曰：“好文章能泣鬼神，美图画感动大千”。卢禹舜题辞曰：“精美图画，组缆多维时空，随类赋彩，气运生动，描绘真情。”    回到传统中国画话题，于受万最钟爱的国画形式还是传统写意人物画。质言之，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写意中国画，其本体艺术含量，甚至超出了视觉艺术的范筹。它的深邃和宏阔给予了后世继承者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增加了创意的难度。中国画在六七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由无数先贤画家的接续努力所汇成的审美长河，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积细流成大河。又似巍巍的喜马拉雅，它已经很高，但仍在拔高。由于文人士大夫及早的参与，致使其发展恰与中华文明的推进，同理同步。特别是诗文入画、书法入画和文人画的推动，导致了“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画如其人”等至高境界，使得历来社会将传统中国画列为墨宝、国粹而推崇至今。于受万认为“无视传统是无知，墨守陈规是无能”，他把创作连环画的勤苦和对写意性工笔画的倾心，与传统写意人物画的修炼连系在一起，互为因果，相得益彰，而始终把写意人物画的修炼摆在首位，从未间断过。他的写意人物画深受黄胄、程十发的影响，心仪他们继承传统精华，突出自家面目，将意境神态与笔墨情趣结合得天衣无缝，神采飞扬，一派生气。于受万接过传统理法，加上自己的现代思维精神，用笔铿锵有力，用墨浓淡相宜，其画法如其书，其书法如其画，随心所欲地抒情写意。撇开画面物象和意境，单看笔墨，其线条鲜活的生命力已经具有了抽象美的感人力量，笔笔都是修养的写照，出手即为心灵的外化。他的写意人物画多为古代圣贤和世外高逸人物，为其传神写照，为其赋予灵性 ，画其旷达开张，画其怡然洒落。画面外在鲜活，内蕴深邃。说这是禅意似乎不尽确切，实则儒、佛、道的法理都在其中。社会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都离不开创造力的推动，于受万的艺术追求始终是创造性的追求，在创作中完善，在创作中攀升。这正是遵从了“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训。在中国画市场临摹式、课堂作业式画风风行的季节，于受万的这种创意精神，令人眼前为之一亮。于受万为人宽厚、性情乐观、温文而睿智。他能诗文、懂篆刻，艺术包罗面广，创作收获丰厚，总括其审美取向，应该属于“快乐画风”。他笔下的美女在写实中略带夸张而更加赏心悦目，有似半开的花；他喜欢画的古贤老仙，或笑容可掬心花怒放或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如：《有朋自远方来》、《得鱼图》、《得胜图》、《老仙对饮图》、《仙寿恒昌》等。以《孔夫子周游图》为例，当孔子周游列国，明明时如“丧家之犬”，却偏偏被表现为喜气洋洋，神采飘逸。其理由是：设想孔夫子周游列国途中，文思汹涌，发出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高论，众弟子聚拢倾听，无不啧啧称叹。当此之时，场面怎不兴高采烈。再如其写意性工笔画《聊斋乐土》。以往的论家多依蒲松龄在聊斋自序中“孤愤之书”之语判定，这位乡间教书先生“困于场屋”，愤而著书。而在于受万的《聊斋乐土》画中所体现的蒲松龄则丝毫不见愁苦之相，而是沉浸在兴奋快乐之中的“浮白载笔”、神采飞扬。画家认为蒲松龄属于一位心怀锦绣才气横溢的智者，又具有诙谐不羁的性格，当他写作聊斋时，常常处于忘我状态而沉浸在聊斋情节的跌宕起伏之中，享受着创作的快乐。所谓“遄飞逸兴”“永托旷怀”（聊斋自序）正是蒲松龄著聊斋时高度兴奋的自我写照。他的写意人物画《有朋自远方来》画三位老友不期而遇的瞬间，无比兴奋的情态；《游山图》画两个老者携手登山，步履轻捷，兴高采烈，犹如一对稚子。此类作品，画老之意不在老，而在于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至于于受万的另一些力作，如《戚继光》、《长城祭》、《画石呈龙》、《赤壁怀古》、《竟自由》等两次入选全国美展和其它重要展览获奖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属于严肃的抗敌和述事性题材，也都以痛快淋漓，发人深省而给予观众以另类快乐。于受万的这种快乐画风，不仅能感染观者受众，同时也快乐了画家自己。于受万一生对艺术孜孜以求，迁想妙得，在对中国画的表现力和古典名著的形象化开拓等方面做出了卓然可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