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里的异彩纷呈

袁运甫曾就读于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几十载。在常人看来是漫长而清苦的学院生涯，于他则是如鱼得水的理想生活。求学时期，袁运甫不仅接触到南、北不同的艺术教育体系，还受到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关良、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张仃、祝大年、董希文、李可染等教授的悉心指导；工作阶段，他既继续从各名家身上汲取营养，丰富对国画、油画、水粉、版画的认知，广泛研究剪纸、彩塑、针绣、漆艺等传统技艺，又积极借鉴他山之石，不断吸收墨西哥壁画、日本浮世绘、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形式的优点。也正是如此，他的艺术才会达到融会贯通、挥洒自如、不落窠臼的境界，而其艺术源泉，一直到老，也不曾枯竭。

从艺初期，袁运甫主要面对实景来创作水粉画，江苏、浙江、四川、山东……到处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足迹。在其水粉作品中，尤以“文革”时期的创作为佳。尽管当时被下放到河北农村，袁运甫仍在劳动间隙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水粉作品。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气格宏大。因不能公开作画，他和吴冠中两人常常将画具隐藏于粪筐之中，遂自嘲为“粪筐画派”。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袁运甫开始对中国画的现代化进行实验。其极具个人特征的彩墨画以墨为基础，以彩为载体，不仅发挥了中国画材料的特质，还融合了西方的色彩表现手段。这些彩墨作品既有装饰意味，又有构成感；既有色彩表现力，又有造型美。其中，袁运甫尤其重视彩墨画的情感表现，饱满的颜色和多变的构图让精神与物象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南朝谢赫的“随类赋彩”论，在袁运甫的彩墨画中，找到了新的出口和可能。

思想的旷达造就了行动的广博。终其一生，袁运甫都保持着求知若渴的心态和对各种艺术形式一视同仁的态度。当面对“承袭传统”和“学习西方”的学术之争时，他提出了“第三条路”的说法：因袭传统文化不应“食古不化”，借鉴外来艺术时也不应“全盘西化”——这和其师林风眠、其友吴冠中的想法如出一辙。但他的“第三条路”并不是走折中的路线，而是开辟全新的道路，遍学艺术之法而最终师心，以成就最高的艺术价值为目标——这也正是李霖灿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中西之美”。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够在2004年的“袁运甫教授五十年艺术回顾展”和2015年的“袁运甫画展”上看到异彩纷呈的水彩、水粉、油画、水墨、彩墨及公共艺术等各个艺术门类的作品。 

     “大美术”视野下的公共艺术

袁运甫倡导“大美术”的艺术观念。“大美术”不仅是对所有艺术形式的兼容并蓄，打破各艺术门类，如绘画、设计、公共艺术、艺术理论研究及美术教育之间的壁垒，更是“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自身的社会潜能与价值”。他在《运甫从艺自叙》中写道，“大美术不仅是宽容，更是一种学习的精神的态度。因为只有在艺术之间相互渗透过程中才得以寻获更理想的选择以至创造”。而“美”也不应囿于精英主义的牢笼，更应和人民生活和社会需要相联系——“以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为起始”。正是考虑到社会发展的需求，袁运甫才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壁画等公共艺术的创作中来。

对公共艺术的探索是从1979年为首都机场创作大型壁画《巴山蜀水》开始的，这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大型艺术探索活动。这幅长20米、宽3米的工笔重彩式的巨制描绘了从山城重庆到长江三峡的沿途景色，画面主峰气势凌云，次峰高低错落，高远、平远、深远并举，而江水也浩浩汤汤，绵延到山色尽头，宏丽的景色正是其“大美术”理论所追求“中国气派和现代精神的面貌”的直接反映。而这只不过是他进行壁画实地创作的开端，除了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新的尝试，袁运甫还探索了壁画等艺术形式与建筑空间和周边环境的关系。

“新世纪的到来，必将呼唤公共艺术，美术家们应当更多投入和关心全社会的艺术文明。社会的进步必然有力促进公共艺术——大美术的兴盛！”袁运甫是如此认为，也是这样实践的。

“大美术”的概念在北京太庙的大型编钟作品《中华和钟》中有着更明显的体现。这件作品使用了金、钢、铜、铁、漆、木、皮、玉、布九种材料，运用到刻漆沉金工艺、雕漆剔红浮雕工艺、木浮雕贴金工艺、锻铜浮雕工艺、大漆云雕工艺、钢体敷灰髹漆工艺、挂件贴金工艺、玉石刻制工艺、铸造工艺九种工艺，充分显示了袁运甫在工艺与设计领域的综合才能。而此件作品不仅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更有着强大的实用功能。《中华和钟》有着宽广的音域，既可和民族乐器配合，又可与大型管弦乐队共同演出。这套世界上最大的舞台演奏双音编钟，甚至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尽管袁运甫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贡献。在他看来，“大美术”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艺术创作，还适用于艺术教学。他反对将艺术专业的教育进行过于细致的划分，这不仅会限制学生的艺术发展，局限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会对学生的职业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厚基础、宽专业的综合教育模式，反对学徒制，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学习和吸收任何能够开拓视野和提高创造力的艺术形式和教学经验。在清华大学任教之时，他还提出了“自助式教育”，在教学上增设选修课程，并建议实行工作室制度，由志趣相投的艺术家组成工作室，学生们可以自由选修。除教学主张外，袁运甫还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晚年更是捐出100万元的稿费，成立了“清华大学袁运甫艺术奖学励学基金”，鼓励在艺术道路上不懈探索的莘莘学子。

袁运甫先生还向众多艺术机构无偿捐赠作品。2012年，他向故宫捐赠了《长江万里图》《故宫双柏》《金碧大荷塘》《喜马拉雅山》《朱荷碧盖》5幅作品，2015年，他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了包括《祖国大地》创作稿在内的17件作品。

“辛勤耕耘无终期，不敢懈怠误艺涯”，这是袁运甫从青年时代就写下的座右铭，而他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