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中国艺术家们作为提高修养的“古训”，业已为现代的艺术家们奉为圭臬。在汉代，司马迁就注意到读万卷书对于艺术家创造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六朝时刘勰提出“积学以储宝”，强调“积学”对艺术构思的影响。宋代黄庭坚等强调“胸中有万卷书”。明代董其昌更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从艺原则。清代李重华则把“读书”与“养气”并举，认为这是艺术家审美修养的两个重要方面。
汉代，绘画注重描绘历史事实，于是，从事绘画创作的人不得不与有广博学识的人接近，甚或“非具有博闻恰识之才者，即不能应时代之需要，从事绘画史实” ①的创作。因此，一般仅有绘画技巧的工匠，不得不知难而退，而那些士大夫之习画者，则乘机而起，渐占画坛上风。结果，汉代画坛，基本上被学识渊博的士大夫画家们所独占。到宋代，在宋徽宗主办的画院里，要求画家不但要学艺，而且更重学诗学文，甚至考试时都以古诗中一句为题，以此考察画家学养的高低。宋徽宗的这种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南宋已呈现出“画者岂独艺之云乎？……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②的局面。
唐以降的绘画大家“皆是不独画造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这里的“人品”就包含着“学养”。王维被时人称之为“高人”。张璪也是“衣冠文行而为一时名流”，且“文章冠绝当代”。北宋山水画家李成的画被《圣朝名画评》列为“神品”，言其“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并被《宣和画谱》称为“古今第一”。正因为这些人都“博涉经史”（《图画见闻志》），“胸次磊落有大志”《画鉴》，所以，他们的画“故能尽其道”，而非一般描摹物象、胸无丘壑者所能至。历史上的博学之士，毫无疑问苏东坡当为最杰出的一位。他不仅诗、文、书、画方面堪称当世之绝，且酿酒、烹调、工程建设、瑜珈术、佛学、政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得有二”、“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③后世的赵孟頫、徐渭、董其昌、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有着深厚学养而且多才多艺的美术大师们，也都为后人树立了积学的典范。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画坛产生了不少缺少文化的画匠。即技术好的画家很多，学养深的画家却不多。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被中国文化 “化”了的人。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如果要求以后的中国诗人应该是一个书画家，或者要求一个中国书画家应该是一个诗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绝不是荒悖的要求。当然，读书多，能诗善文，不一定就会画好画，这不仅因为画画还须掌握另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而且如王夫之所说，一个人胸中无丘壑，虽读尽天下书也难道出一句。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读书少，学养差，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家的。只有读书多，学养深，画家的才情才能自然流露出来，厚积而薄发。学养深，技艺高，佳构自然能够形成。明人李日华说得好：“绘事必须多读书，读书多，见古今事变多，不狃狭劣见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奇，透人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④此处虽言“作文”，对绘画创作也同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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