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诚的雕塑家——张友明

文/钱绍武

大概是在60年代初期，在一次北京市展览会上见到了张友明的非洲人头像，浑朴的性格，厚实的造型，包括仿石刻的处理手法都令我心折。我认为这是那次展览中杰出的作品(见196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及同年《美术》月刊第5期)。当时的创作都是要有明确的政治内涵的，但他却不满足于表面的政冶口号，而是出于对非洲人民真诚的同情和尊敬，所以他着重刻划了纯朴、善良和充满信心的内在性格。

▲非洲青年 40cm 水泥 张友明 1962

老实说，那时我们对非洲人民的复杂斗争也知之甚少，对他们各民族的不同特点更是无知，但确实把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是人类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之举。我知道友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前几年在我国救济非洲饥民的募捐高潮中，他除了尽力捐助之外，还创作了《非洲饥民》一组群雕。他关心其他国家民族的深情，可以说是一贯的。在60年代曾作《古巴民兵》，80年代又作《阿富汗人民的呼声》(见8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83年37号《北京周报》)。那是他看了一篇新闻报道，好像听见无数被烈火围困的妇女和儿童凄惨的呼救声而立即创作的。接着不久他便创作了《不要离开我》一个捧鸽子的少女(见83年37号之《北京周报》)，总之，他的确同情全世界在苦难和不幸中的人们。当我今天修改这篇文章时，伊拉克人民又被布什投入了残酷的战争之中，相隔快二十年好像又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不义的战争对千万无辜的人民是极不人道的!他真诚的希望人类和平，幸福。

▲非洲饥民 60cm 泥塑 张友明 1987

正是基于这种真诚的美好愿望，所以他对于为人类以及国家民族而奋斗的仁人义士，总是产生由衷的尊敬。他反复塑造鲁迅先生像，第一次完成之后，暗中被人推倒，于是他鼓起了更大的干劲，继续创作，做得比原来的更大更好。81年9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件作品。后来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再次创作木雕鲁迅先生像(见86年10月18日

《人民日报》)。出于同一心情，他还创作了《白求恩》头像，木雕《屈原》头像(已为国家收藏)。这些都不是有人定制的任务，而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景仰之情而创作的。

▲白求恩 37cm 石膏 张友明 1975

友明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作品，就是得了奖的《延安老农》木雕头像，雕得酣畅淋漓，雕得开阔大方，老农给人的感觉是憨厚善良的，是明朗乐观的，是饱经风霜的，你甚至可以感觉到他有一张被烈日晒得红里透紫的脸。如果后来罗中立画的老农给人印象主要是“艰辛”，那么友明这个老农则主要是“勤奋”、“善良”和“自豪”。

▲延安老农 60cm 木 张友明 1980

友明作“老农”，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就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母亲是贫农的女儿，他对农民的感情本来就是深厚的。因此当他从延安农村插队归来的知青中听到当地农民在生活上的艰苦和贫困时，便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觉得由延安出来的领导者们，不该把他们忘了。正因为如此，他以这件木雕来为延安农民呐喊。但他对他们是尊敬却不是怜悯，是爱戴而不是欣赏，因他深知，历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和他人，而且无忧无怨，只认为是他们的天职。

▲慈怀 40cm 木 张友明 1981

友明还有一个最乐于表现的题材，就是“母爱”。作为一个真诚的雕刻家，对母亲的热爱当然是难忘的，这个主题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不能不反复采用的。作为案头装饰雕刻的《亲亲妈妈》、黑陶母与子《宝贝》、《饥》和《吻》等，都向人们启示着慈母抚育之恩和温暖的慈爱之心。特别是用汉白玉放大的《宝贝》，光泽圆润，更加讨人喜爱，已为新加坡收藏家收购了。但是友明以母爱为题的另一成功之作，应该是木雕《慈怀》，1982年作为优秀作品参加了赴巴黎春季沙龙的大型展览。它雕的十分亲切，一气浑成，纯朴自然，可说是没有技巧的技巧，这里没有丝毫造作，没有丝毫卖弄，只是平铺直叙，只是“谈家常” ，所以能动人于不意之中，使人百看不厌。据友明介绍，这件作品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泰勒博士(CARIE. TAYLOR)收藏。

▲宝贝 70cm 石雕 张友明 1986

老张是十分勤奋的，他在完成许多架上雕塑作品之余，还作了不少小型陶塑，作品生动自然，做得有趣可爱。他在浙江兰溪烧制的小狐狸，在参加全国第二届工艺美展后，该厂曾多次投入生产。他的全部陶塑多是装饰性的，有的结合适用，其中有的选送参加出国展览。友明的兴趣较广，这只是他杂兴的一部分。自从发展城市雕刻以来，他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了室外的大型雕塑。

▲小狐狸 张友明

他的第一件城市雕刻，就是现在竖立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一座花岗石雕《画龙点睛》。在绘画中，徐悲鸿先生是曾画过的，此外可能还有，但作为雕刻好像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且采取了极不寻常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解放以后，雕刻家采取这样大胆的探索，他还是第一人，但他这种“变形”却不是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派，而是出于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写意。他吸收了中国艺术祟尚自然之美的原则，用了一块太湖石似的造型，张僧徭和龙都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一种朦胧幻觉似的处理，使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得到了恰当的体现，加上当代艺术大师李可染为这个作品的题词，又增加了我们中国艺术中雕刻与文字相映生辉的传统艺术美。北京城里，直到现在，好的雕刻不多，而这件突出的好作品，是一个有修养的中国艺术家才能措手的，才能构思的，才能这么处理的。我衷心地为这件作品鼓掌，为这位老朋友祝贺，因为在这个十分优美的地方，也是市区中心地带，竖立自己的精心之作，实在是极少有的机遇，这也说明多数美术界领导，特别是城雕负责同志对他的这一创举的支持。可以肯定的说，在 “文革”前、在“文革”中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还认为这一作品不但说明了作者的艺术修养，我们更应当看到作者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杰出的艺术家的敬仰，认为城市雕塑是反映我们伟大祖国悠久文化历史的最好窗口，让古代杰出的美术家在中国美术馆的绿地“出场”是没有比这里更相宜的了，以致使他深入推敲大胆探索。然而他认为极为遗憾的是，在他精心组合于整个构图里面的晋代大雕刻家戴逵极其生动，载于史册而且极具现实意义的事迹“戴逵潜听众论”，在审稿会上被审掉了。他最完美的一座构图——绘画、雕刻、书法并伴随着印章的篆刻艺术，以体现祖国在美术上全面成就的构想，因而残缺不全了。所幸友明异乎寻常的表现手法和“画龙点睛”的传说仍极富魅力，加上与富有民族形式的美术馆相互呼应，充分显示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特色，真是相得益彰。

▲画龙点睛 400cm 花岗岩 张友明 1983

综观我的这位同行的创作，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贯穿起来，那就是“真诚”。他真诚的歌颂伟大的母爱，真诚歌颂他所尊敬的人，真诚的热爱和发挥祖国文化，他真诚的盼望世界和平。他的作品都真挚而朴实地表达了这样地感情和愿望。我深信“真”与“诚”是具有普遍而永恒价值的，是会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而且历久弥新的。

钱绍武

2003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