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2日，王征出生在浙江东南沿海有“三秋泽国鲈鱼美，十里林塘橘柚香”美誉的温岭箬横镇。浸淫在浓郁的儒家学术氛围中的他，小小年纪便表现出了在绘画方面的天赋。箬横镇上有个关帝庙，这是十里八乡唯一的庙会场所，也许是外公曾在这里守护打理，父母在庙里的简易棚中结的婚，王征和这个关帝庙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关帝庙里小戏台的顶篷上绘制着各类戏剧人物，尤其是庙门两侧木门上的武士，身穿铠甲、目光炯炯、两目圆瞪，甚是威武。在没有什么玩具的年代，在石板上勾画各路神仙是王征唯一的爱好，画佛像的油漆师傅也成为王征最崇拜的偶像。关帝庙是少年王征娱乐的场所，也是他的艺术殿堂。稍长，他就开始收集别人丢弃的香烟壳，拆开后一边是印制精美的图案，一边是白纸。贫寒儒子王征每天坐着小椅趴在高凳上依照香烟纸上的图案画画。就这样，手中这支画笔一直握到今天。
    少年时代，王征家里十分贫困，靠父亲替人挑水、在集市上贩卖雪菜的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王征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每次叫他去买肥皂，总是要反复嘱咐，别买多了，只要一块肥皂的八分之一就够了。所以，在每次洗衣服时，母亲只拿肥皂在衣服的领口和袖口上擦一下就放起来等下一次再用。王征自幼就已懂得替父母分忧，小学还没毕业，他的画已画得很好。有些人家成亲办喜事，会请他去画一幅《麒麟送子图》，然后拿一些糖果糕点予以感谢。懂事的王征一点也舍不得吃，总要拿回家去与家人一起分享。王征还经常替人画像，有些人会给几毛钱，也有些人会拿鸡蛋或其他土特产予以感谢，王征感到很高兴，他不是看重这些东西，而是在乎自己可以替补家用。所以，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画画好，将来争取当个大画家。1951年，王征考入了温岭中学，但仅上了一个学期后，家庭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13岁失学在家的少年渴望求学，一边参加当时乡贤陈师曾的精益读书社，一边参加镇上的劳动，数月汗水换回的30公斤大米，给了他重新插班入学的机会。在这里，王征有幸遇到了美术教师陈曼声先生。陈老师毕业于上海美专，学养丰富，与王伯敏、夏子颐两位先生是同窗好友。勤奋好学的王征深得陈先生的喜欢和赏识，在得到重点培养的同时，还获得了多方面的帮助，在老师的指点下，初二时，王征就开始关注美术学校的招生情况。那年，暑假快结束时，他得到了一个信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招了八名学生，其中有个人的名字很特别，叫傅小石。农村里到处都是石头，所以，王征就把这个名字牢牢地记住了。有一天，王征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决定给傅小石写一封信，向他咨询一下高中阶段有没有美术类学校招生。在寄信时，王征觉得应该寄几张素描过去请这个叫傅小石的人指教一下。于是，王征把信和这些素描卷成了一个筒，贴上二角五分邮资，来到了邮电所邮寄。工作人员看了后对王征说，“中央美术学院傅小石收”不行，你应该写上北京的地址。王征觉得有理，在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的地址后，就把东西寄了出去。
    在焦急的等待中，没想到傅小石回了信，称赞王征的素描画得不错，并告诉了一个好消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已从当年开始招生，是公费，共招了40名学生，进学校读书是不用钱的；同时傅小石还在信中告诉王征，在杭州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附中，明年也可能要开始招生，从寄去的素描看，基础和水平都不错，可能考得上。王征得到这些消息后，高兴得快跳了起来。更让王征欣喜若狂的是，傅小石还在回信中寄来了他的课堂习作，其中一幅用铅笔画的女青年人物速写尤为精彩，画上描绘了一个斜靠在墙边的年轻女模特，动作悠闲，神态自若，脸、手部分刻画精致入微，这些习作成了王征学习的范本。就这样，两个中国的未来画家，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通过不断的书信往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翌年秋天，王征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他在第一时间就寄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傅小石。远在北京的傅小石立即回了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还给王征在学习上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使他深受启发。入附中，可以说是王征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当然离不开傅小石的鼓励。同时，也与陈曼声先生的培养和引荐不无关系，正是他把16岁的王征推荐给了王伯敏，让其扶持和关照。离家前夜，父亲准备好一挑行李，一头是王征初中读书一直使用的小木箱，一头是零星的学习用品和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早晨天没亮家里给他炒了满满一碗蛋炒饭，油光光黄澄澄地在菜油灯下的桌上摆着，王征吃饭时背后的老祖母、侧向的母亲四道目光盯着他，希望他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这情景与唐诗里的“临行密密缝，唯恐迟迟归”的情境没有两样。临出家门母亲再一次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王征迈出家门踏上小桥就不敢回头了，他无法面对祖母期待的眼光和母亲临别的泪水。
    当时，温岭县还没有通汽车，王征只能步行45里路到黄岩县的路桥镇才能坐上到杭州的汽车。父亲是一位非常内向的老实人，平时话不多，看到人也只是友好地点一下头笑笑，所以两人一路无语。但从家门走出不到五里，在一个河塘边，王征的叔叔从水车上下来与他父亲搭话，这时王征才看到塘里一点水也没有了，底部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周边的细流慢慢流淌过来汇集到大坑里，有一辆水车就在大坑边车水。向上望去水车上边还有大坑，再往上看还有大坑，这就是说水就要通过这样三个大坑用三辆水车往上车水，才能将河底的水车到岸上的田边渠道里，再分流到四处的田里。叔叔与婶婶说已车了一个通宵了，早晨很快就有人来换班的。因为是抗旱季节，车水是不能停的。王征说，叔叔你车水很辛苦，叔叔笑了笑说：“车水有什么苦，有水车是最高兴的事，我愁的是没有水车了，就完了，稻秧干了，这季就颗粒无收，到那时才苦了，连逃荒的地方都没有，人都要饿死了。”王征皱了一下眉头，把右手的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去一定要考好，要为家里争光。
    当他们赶到路桥汽车站已快到中午时分，父亲为他买了一张去杭州的车票，再到旁边的小摊上吃了顿午饭，又将身上的零钱全部摸出来塞到王征的口袋里，嘱咐他路上小心。路桥去杭州的车隆隆地开过来了，这是王征平生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汽车，当时他觉得汽车的轮子太高太大了，吓得他连连往后退。车停下来，打开车门，他检了票上车。当他坐上车回过头去看车窗外的父亲时，只见父亲双手拄着空扁担斜着头瘪着嘴，大概是夏日的正午阳光很强，晒得父亲满头是汗。“隆”一声汽车开动了，他的耳际只听到“志寿（志寿是王征的小名）走好”一句话，扬起的一阵黄土使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有想到这就是永诀，也是他见父亲的最后一面，在他到杭州的一年以后父亲去世了，年仅47岁。
    王征离开故土，通过水陆辗转，终于在杭州栖霞岭寓所找到了王伯敏先生。王伯敏同样十分爱惜人才，他让这位来自偏远山村的穷学生住在了自己家里。那时王伯敏才三十出头，是一个年轻的助教，一家三代人都挤在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本身住房都已经很紧张，还专门为王征安排了一个床位。王征没有辜负两位恩师的期望，通过努力，顺利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王征这个乡下孩子在老家都是光着脚板走路的，到了杭州才第一次穿上鞋子去上课。下课后，同学们都说王征你怎么打赤脚的，王征说，我不是穿鞋子了吗？同学们的言下之意是他怎么不穿袜子，王征的理解是，穿了鞋子后还穿袜子，不是太浪费了吗。其实，来自温岭乡下的寒门学子王征长到16岁还从来没有穿过袜子。因此，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通过刻苦钻研，终于脱颖而出。就在二年级，附中的学生习作在上海展出，刘海粟先生亲临现场视察指导并撰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王征与其他五位同学获得刘海粟的嘉奖；同年，王征的课堂素描习作《小提琴》同潘天寿、周昌谷、方增先等老师的作品一起刊登在了招生简章上，同时他还被评为优等生。附中校长夏子颐曾夸奖道：“王征这个学生家里最穷，而在学校读书却最用功，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二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征和傅小石在长期的通信联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唯一的遗憾就是两人始终不曾谋面。终于有一天，傅小石来信说，他即将毕业，为创作《儒林外史》插图，要来杭州搜集素材，让王征于某日下午3时在西子湖畔的平湖秋月第六条石凳上等他。五年的鸿雁传书，今日终于得以见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王征吃罢中饭，拿着一本画册，就早早地坐在了约定的那条石凳上。时间在慢慢地流逝，等啊等啊，下午三时过了，要等的人没有出现；四时过了，还是没有等到要等的人；五时又过去了，傅小石还是没有出现。不会弄错吧？王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停地在湖边走来走去。天渐渐地黑了，西湖的清波撞击着堤岸，虽不猛烈，却像汹涌的巨浪一样撞击在王征的心上，让他感到十分难受。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个散步的老人，他坐在了相邻的一条石凳上，借着路灯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份报纸，王征下意识地瞟了一眼，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却把他吓了一跳，只见老人手里的报纸上一行大字映入了王征的眼帘：“打到右派分子傅小石。”顿时，泪水模糊了王征的双眼。这怎么可能呢，自己的好朋友还是一名快毕业的大学生，怎么会成为右派分子呢？残酷的政治，必定剥夺了他的自由，这太不公平了！王征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学校的。从此，王征与傅小石失去了联系。1963年，国画大师傅抱石莅临杭州饭店，参加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史》评审活动。在此期间，傅抱石先生到中国美术学院做了一个讲座，十分精彩，使王征和所有入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事后，王征才知道，他失去了联系的好朋友傅小石就是傅抱石的儿子，真可惜，没有机会向傅抱石先生询问傅小石的下落。1966年底，王征争取到了一个去南京出差的机会，这一次他是下决心非去见见当年的老朋友傅小石不可的。王征出了南京火车站，就直奔傅后冈，找到了傅抱石的家，没想到大门紧闭，任凭王征如何叫喊，就是没人接应。同样等到了天黑，才见到一个相邻的妇女走过。王征问她，傅抱石家里怎么没人，那个妇女惊奇地朝王征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年轻人，你快走吧！傅抱石父子俩是反动学术权威，早关到牛棚去了。人家是回避还来不及呢，你还来探望他们。”王征不得不悻悻离去，就这样，他又一次错过了与傅小石见面的机会。这次记者采访结束时，王征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与傅小石先生碰面，等创作完义乌名人100家后，他是非去圆这个梦不可的。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勤奋的莘莘学子。1961年，王征以素描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科深造，受到了周昌谷、方增先等老师的亲授。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高度，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师支撑起来的，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永恒的标杆，能够身处其中，是一种天赐的机缘和福分，王征这些后学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绿色的南山校园是产生经典杰作和走出一代又一代大师、学术权威及知名艺术家的摇篮。历史本来面貌是一种文化积淀，自然的绿色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文化的绿色是民族延续的基因。可以说，没有绿色，就没有生命。无论是古老的石板路、爬满青苔的墙基、茂密葱茏的树荫，还是见证历史的围墙以及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都能激发人们为艺术而献身。在这个宁谧的精神家园里，王征心无旁骛，日日临池，笔耕不辍，五年中不敢有片刻的懈怠，正是这种专一、韧性和坚守，成就了他终生的辉煌事业。
    跨出大学校门之后，王征被分配到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这里汇集了一大批国内最具实力的知名艺术家。刘继卤先生，还有同窗好友徐希等与他同在一个创作室，这一切都可谓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出版社里珍藏着无以数计的珍贵图录和中外文原版画册，使王征大开眼界。王征通过与周围这些亦师亦友的艺术家们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不仅开阔了视野，也找到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终生受用不尽。
    由于根正苗红，后来王征被特招到了大军区美术创作室工作。风云变幻的时代，需要反映波澜壮阔生活的艺术作品。在整整十个寒暑里，王征潜心艺术，一气创作出了《八一风暴》、《窃国大盗袁世凯》（上下册）、《孙中山》、《雾都十三夜》、《王牌军的覆灭》、《虎穴逃生》、《蔷薇爆炸案》等闻名中外的连环画，其艺术成就早已载入当代中国美术史册。
    三
    1988年，王征转业回到了杭州工作，并担任一所工艺美术学校的校长。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受国家文物局选派，参与了山西永乐宫壁画复制工作。永乐宫壁画集历代壁画之大成，直接继承了唐代宗教壁画风格，沿袭了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唐代正统派的绘画系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王征白天为永乐宫复制壁画，晚上潜心研习，面对瑰丽的永乐宫壁画兴奋得忘却了疲惫，当时已50余岁的王征，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三个月的复制工作，王征为永乐宫留下大量的复制品，至今仍留在永乐宫墙壁上供游客欣赏。三个月的潜心研习，使王征掌握了传统艺术的精髓。一幅幅宗教题材绘画使他领略到从吴道子到元代民间美术高手艺术的风采，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震撼人心的伟大力量。受其启发，他又大步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领域。在以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王征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创作了1.8m×0.8m、都是100开的《红楼梦图》、《三国演义图》、《金瓶梅图》、《世外桃源》和普陀山南海观音大殿壁画稿、60米《丝绸之路》、70米《朝圣图》等一系列传世之作，在整个中国画坛上引起了轰动。人们无不为他的巨制大画而折服。
    随性而率真的王征，在画家群体中颇有人缘。别人有什么烦恼事，都要找他诉说；人家请他帮忙，只要他能做到的，都会全力去做。王征对师友也特别重情谊，每年夏季，他都会约王伯敏、周沧米等老先生去旅游胜地山东石岛度假。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单，除了整天画画，他不会发短信，不会用电脑，甚至不会调整电视频道。虽然朋友很多，也不善应酬，不喜欢在餐桌上消磨时光，这大概与他长期在军营生活、养成了果断而简洁的作风不无关系。2006年的春天，王征受中国美术学院派遣，前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研修。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以巴黎为中心，游历了西欧十几个国家，参观了数百家博物馆，边访边记，边走边画，一气画下了九册合计400余幅速写，并在每幅画旁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和主张，并结集出版了专著。与此同时，他以一个中国画家的独特视角，有感而发写出了超过10万字的66篇游记，这些饱含着深邃沉静的情感内涵和独树一帜的哲学思考的散文，可与画坛怪杰、湘西凤凰古城才子黄永玉的文笔相媲美，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充分显示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世界眼光和全面修养。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征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骄人的业绩，知情人都说，这与他的贤内助陈丽君是分不开的。夫人陈丽君，是一个聪颖贤淑的知识女性，为了王征的事业，她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几十年如一日，相夫教子，尽心尽职，从无怨言。当年，国防部长迟浩田在济南军区任某集团军的军长，办公地点与王征创作室相近，有一天两人在过道上碰面，迟浩田关心地问：“王征，你夫人刚生了小孩，怎么不去照顾照顾她，还整天待在办公室里画画？”王征如实相告：“我不会弄，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外，我干不来家务活。”迟浩田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个王征，有意思！”
    今日王征的家，就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不远处。这个家在主妇陈丽君的操持下，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个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知心朋友，王征都会拿出一幅大画给你欣赏，摊开后，使所有见过这幅画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大画家黄胄先生所绘的一幅丈二匹的大画，表现的是在一个风雪之夜，一位少数民族赤脚医生出诊归来，她背着药袋，牵着骆驼，正风尘仆仆走来，还有一条呼着热气的狗在前面带路。确实，能得到画坛奇才黄胄先生这么大的画，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缘分呐！王征说，那是1973年，国家文化部决定在当年的秋天举办全国第一届美展。为了保证参展作品的质量，各系统都把画家集中起来创作和修改画稿。解放军也成立了改画组，把大家集中在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王征是济南军区美术创作员，带着题目为《风雪练兵场》的画稿来到了北京。在军事博物馆里，他碰到了来自沈阳军区的冯远、武汉军区的程宝泓、南京军区的陈其等同行。更令王征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见到了早已声名远扬的大画家黄胄。当时黄胄代表总政，给大家做指导，提建议，并亲自动手改画稿。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了一起，来自基层的一位画家创作的题目叫做《跃马擒敌》，画面上有一前一后的两匹奔马总是画不好，十分着急。黄胄见了，走了过去，看了看作画的稿子，在桌上横铺着的八尺大纸上定了一下位置，拿出自带笔帘里的一只黑色大提斗，上下左右奋笔纵横，顷刻之间，两匹奔腾的骏马跃然纸上，观者无不惊呼叫好。意犹未尽，黄胄接着示范，重铺一张八尺整纸，提笔左挥右抹画了起来。当时正值盛夏，北京的天气也很炎热。黄胄穿着短袖衬衫，汗水还是从额头和手臂上渗透而出，他随手拿起一张废弃的宣纸擦了一下头部和身上的汗，继续画他的奔马。画着画着，黄胄将桌上半干的画纸翻了过来再画，这样一来，那两匹原来左奔的马就变成了向右跃进的马。待到收拾干净利落之后，特留下了跨在马上的两个人物位置供作者去补上。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画家已把《跃马擒敌》的主题充分表现了出来。令所有人都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