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后，以文人和士大夫而标榜的画家们，不同于北宋那样关注现实，避世意识愈加明朗化，多数倾向于理想含蓄的优雅主义，在这一点上，写意花鸟画相比山水、人物表现得更为直接。被史上称为“狂僧”的温日观率先声称：“写意花鸟，性所喜悦。”强调写意花鸟是主观自由的发泄。元代倪云林尽管不画或很少涉及写意花鸟，然则也说：“用墨随意，如见天真。”道出了写意花鸟萧疏、清逸的审美取向。
　　
　　 应当说，传统写意花鸟的写意取向，形成了它表现方法的模式，是中国文化历史情境及至东方人智慧的特色。然而，随着社会高度的发展、繁荣与空前的强大，原有的语境显然不适应或者很难适应时代的审美要求。试想，如果我们仍旧承载着“不求形似”、“逸笔草草”的表现方式，面对日新月异崛起的高楼大厦，这些宏伟建筑室内所需要的花鸟画大幅和巨幅的作品，难免在欣赏视觉上又显得有些空洞和某些不足，毕竟传统写意花鸟的语境习惯于从小处、精妙着眼，缺乏画面整体结构和视觉张力与气势。换言之，是宜近看而不耐观，把握有趣而展出效果欠佳。于是当代一些花鸟画家，面对所需，都比较重视画面的视觉感受，取向于繁茂、厚密的“大花鸟”。
　　 郑瑰玺的写意花鸟画就是这种取向。他的作品是面对生活，写生自然，交大山野谷，幽壑曲涧、茂竹修林与繁花鸣泉交织在一起，不同于传统萧疏闲逸定势，把花鸟与山水结合起来，融花鸟色彩烂漫、用笔灵妙的特点，与水墨华滋的山水之中。画面容量大、空间深，画面更为丰富，增加了画面整体结构的视觉张力与气势，葱茏透逸，野趣盎然，呈现出无边界特色的时代“大花鸟”。(汪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