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若，一位96岁的老人，满头银发，面色红润，声若洪钟，思维清晰。除了耳朵听力不太好，没有什么别的毛病妨碍他的交流和表达。王兰若一生除了在上海的求学时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潮汕各地教书育人，当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他经历了沦陷、光复、解放、“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若干个时代，参加过地下革命工作，办过进步学校，也被两次打成“右派”。在60岁的时候，全家被勒令搬到家乡的破庙里，“一辈子下乡”。“不管哪个时候，我都是非常听组织的话的。”王兰若这么评价自己。
讲述王兰若的一生，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他的太太黄文凤。这是一位典型的潮汕女性，隐忍、坚韧、勤俭、耐劳，相夫教子、贤良淑德。她能拿起绣花针，靠绣花帮补一家生计，也能写得一手绝好的毛笔字，和王老书画合璧。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她带着一家陪王老住在破庙里；生活富足的时候，她陪王老游遍世界各地。在采访中，王老侃侃而谈，黄文凤在一旁做“翻译”。因为她是记者的同乡人，王老话里不少乡音听不清楚的，都是由黄女士代为解释翻译。同时她也补充了很多细节的描述。有不少事情她甚至比王老记得更清楚。有趣的是，王老对记者的提问常常听不清楚，需要记者大声重复一遍。但对太太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轻声的，他都会作出回应，丝毫不错。
十月份，王兰若的个人画展在广州举行(12日～27日)，一百多幅不同时期的画作将被展出。要瞭解这位老画家，不妨先听听他讲他的人生，再看看他的画。
●二十岁就办过“个人画展”
1911年，王兰若生于广东揭阳县塘边村。父亲王秀山是晚清儒生，后从医。王兰若自幼在私塾读书，7岁就读揭阳振东学校。10岁时读《唐六如全集》，思想深受影响，矢志习画终生。19岁时，王兰若已是两所学校的校长。
记者：听说王老的祖上是读书世家？
王兰若：对，我出生的地方叫做“书斋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祖上三代人，在乡里建立三座书斋。当时乡里没有学校，就请私塾先生教家里的子女，同时也教乡里其他小孩。现在书斋围这个地方还在，书斋都破落了，但那个围还在。我父亲是读书人，科举废除后就当上教师，同时也行医。因为我的祖上有一位出名的医师。我的高祖是诗人，出过一本《爱绿堂诗草》的诗集。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王兰若：我从炮台竟智学校毕业的时候13岁，在学校那几年有个画画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林芙初先生，开始教我画画，画芥子园等等。19岁就去(揭阳)炮台红十字会办的学校当校长。家乡的学校也推举我当校长，同时当了两个学校的校长。
在我当校长的时候，暑假就去了揭阳一中，拜孙裴谷先生学画画。他是当时潮汕地区非常有名的画家。那时候开始画大张的画。当时三座书斋还剩下两座，我父亲还在书斋围给我开了一个“个人展览”，让乡里的人都来看我的画。
●卖一亩地换一学期学费
1933年，王兰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三年，得到刘海粟、黄宾虹、诸闻韵等名师指导。这段学习成为王兰若一生从事美术创作的最重要基础。
记者：后来你就到了上海学美术。当时是怎么去的？
王兰若：在我23岁的暑假，孙裴谷先生介绍我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暑假班。当时诸闻韵先生是上海美专国画系的主任。他一看了我的画就很赞赏，说我的画还胜过我的老师。暑假结束后，诸闻韵再三赞赏和鼓励我，我便打算留在上海美专继续学习。不过那时候没有钱。当时有个同乡王慎在上海开抽纱“惠工”行，很进步也很慷慨，一直在接济东北的共产党，给他们提供医药。王慎知道我的情况后说：“没有钱上学尽管来我这里拿。”于是帮我交了学费，我入学后才写信告诉家里。
记者：当时你家里的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
王兰若：第一学期完全没有钱，全部靠王慎接济，一缺钱就去他那里拿钱。寒假我回到家里，和父亲商量，觉得不能只依靠别人的接济，于是把家里的田地卖了。一亩地，卖了80个光洋，带去读书，刚够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结束了，钱又花光了。到第二学年，决定换一个学费便宜一些的学校，就去了上海新华艺专，也是诸先生当国画系主任。那边的学费可以便宜一半。
记者：在上海的时候诸闻韵先生一直很关心你？
王兰若：对，在新华艺专，诸先生依然很关心我。他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陈镇庭的潮州学生，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们两个人应该交朋友。于是就介绍我们认识。认识了陈镇庭之后，陈镇庭又怂恿我仍然回来上海美专上学。
我回到上海美专后，和陈镇庭住同一间宿舍，每天一起画画、玩耍。有一次晚上两个人都在磨墨，为第二天画画做准备，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耍起来，两个人端着墨互相泼，陈镇庭的白被子都溅上了墨汁。他干脆就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墨点画成蜘蛛、蟑螂、老鼠……看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总之那个时候特别爱玩耍。
记者：毕业的时候诸先生留你了吗？
王兰若：当时他是想我留学校工作的，每个月12块钱。但是12块钱除了自己吃饭和零花，基本上没办法寄钱回家了。那时候我老父亲已经七十多岁，我自己在家里也有两三个孩子。合计了一下，觉得这份工作不能养家糊口，要回家乡教书。当时陈镇庭就留下在美专当老师，但后来也因为收入太低回来了。
●曾经打算上山打游击
从上海美专毕业后，王兰若回到家乡继续教师生涯。一直到解放初这段时间，王兰若一边教书，一边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并且在潮汕、南洋各地通过办画展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记者：后来你就回潮汕教书了？
王兰若：是的，我回来之后，后来留在揭阳宝峰书院教书，每个月30块钱。当时30块钱是一大笔钱了。1939年的五月初五，日本的飞机把宝峰书院炸平了。学校被炸之后，我就决定和几个朋友上山打游击。当时很多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包括晒馃脯当干粮、磨刀作武器等等。但当时遇到另外几个打游击的朋友，我自己又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留下来教书更合适。那时候朋友劝我，说我还是文弱，同时留在学校教书可以做一些掩护进步人士的工作，这也是作用很大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还是继续教书。
沦陷之后我就去了普宁师范教书，教了九年多，一直到解放。
记者：听说在临解放时，你曾经打算过到国外去？
王兰若：1947年我在吉隆坡办画展时，有个吉隆坡领事馆的秘书，菲律宾人，曾在法国留学。他看了我的画，就一直动员我去菲律宾办展览，同时去菲律宾定居。我也想去。于是就硬辞了普宁师范的工作。当时是1949年的春节，准备过完年就出国，带去办展览的画都准备好了。结果大年初二的晚上，一个革命同志，在香烟盒的锡纸上写了“祖国即将全面解放，听说你要出国，请留在国内，祖国需要你”这样的话，托人捎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听话，马上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转而去了汕头友联中学教书。那一年的八九月，汕头就解放了。
记者：就因为留在国内，解放初有一次你差点被炸弹炸了。
王兰若：是。解放后我的工作又多了许多，画画、宣传、开会什么的，工作太累导致胃出血。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曾有过胃出血，但是这一次更严重，血块甚至从嘴里吐出来。当时医生就交代一定要卧床静养。我照办。
在学校的宿舍躺了大概一个星期，实在是闷，有一天我偷偷地出了门，准备出街溜溜。一出校门，警报就响了，那时候刚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常来轰炸汕头。听到警报我没有回头，一直往前走。走到街尾有一间叫“标准”的小食店，紧急警报响了。我就进店里坐。这时候开始投弹了，炸弹落到隔壁的广州街，到处是“轰轰”的爆炸声。警报解除后，我掉头回到学校。一推开我的宿舍门，一片狼藉，蚊帐什么都倒了。一看，一块挺大的弹片，压塌蚊帐，掉在我的枕头上，枕头上还破了个洞。当时如果没出门一直躺在床上，肯定人就没了。
记者：1950年你就被调到普宁兴文中学当校长。
王兰若：这所学校是黄声办的进步学校。当时很幼稚，认为解放了到处都是一片光明了。其实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还是有很多爪牙在学校当校董。当时我到处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向有钱人宣传买公债等。那些校董就有意见，说：“请校长是请来办学的，变成‘剥削’富人买公债。”学生学跳秧歌舞，跳舞宣传卖公债，校董们也有意见，说：“让男女学生跳这种不伦不类的舞像什么样子。”总之老是说闲话。我很生气，憋在心里，第一学期一结束就不做校长了，收拾行李回到汕头，去了汕头华侨中学当老师，一教就教到“反右”。
●糊里糊涂当上“假右派”
1958年“反右”运动中，王兰若被打为“右派”，下放到英德矿山劳动三年多。直到劳教结束后他才被告知他的“右派”头衔并无有效登记，是个“假右派”。劳教期间，王兰若用洗净的水泥袋装订成册，坚持工余写生，积累了十余本速写画。
记者：“反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打成右派？
王兰若：完全没有想到。当时我是中学美术组的组长。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姓蔡的老师，之前他一直在想办法移民香港的，突然站起来说：“大家来提一提王组长的反动思想。”我一听“反动”两个字，又奇怪又生气。我自认绝对一向是进步分子，我们美术组还被评为专区的先进单位，怎么会扣上“反动”的帽子？更何况这样的话居然是一个整天想跑去香港、觉悟这么低的人说出来的。我气得不行，说：“会你们接着开，我不参加了。”起身拎着衣服就走。
记者：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解决的，对吧？
王兰若：那当然。后来学校几次来人，连校长都来了，软硬兼施让我回去开会，告诉我认个错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觉得自己是进步的，没什么错可以认，也不肯回去。后来经不住他们再三说服，我还是去了。
这次是开一个学校的“大组”会议，学校的干部都参加了。去之前我还是很生气，问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还想把我当右派吗？右派就右派，有什么大不了！”他们说：“这样的话就行了，你在会上也这么说就得了。”
结果在会上我又这么说：“右派就右派，有什么大不了？”结果就真的变成右派了，在会上校长就口头说了一句，说我是右派分子。后来就把我下放到英德，参加右派劳教。
到后来“右派”摘帽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记录，省里“右派”名单里都没有我的名字，英德那边反过来问我怎么没有我的名字，才知道当年根本没有文字的记录。
记者：为什么没有记录呢？
王兰若：因为当年评“右派”要让你口头交代“右派”事例，再整理成文字资料让你看了、审核之后签字，之后凭这个资料评“右派”级别，再依据“右派”级别扣薪水之类。这些我都没有，去英德也是什么手续都没有。后来别人问起来我一头雾水，原来当了这么多年“假右派”。完全是当时的校长胡乱来的。
记者：在英德的时候你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王兰若：我就是负责画画宣传，同时每天要登记大家劳动的情况。有空的时候，我就把水泥袋子洗干净拿来画画，画了十几本。在英德呆了三年四个月，一开始没有收入，还要家里寄钱去帮补。挺久以后才每个月有42块钱工资。30块钱寄回家，剩下12块钱，其中3块钱吃饭，2块钱零花。当时太太黄文凤肺病很严重，肺穿孔，又带着几个孩子，经济非常困难。几乎是过着非人的生活。
●破庙里的三年四个月
1970年，王兰若60岁，被组织勒令全家迁回家乡揭阳，住在破庙中，生活颠沛贫苦。其间王兰若创作了《江山秋色》长卷和《四时景色》长卷以教子，并为家乡创办“新乐工艺美术厂”。
记者：下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王兰若：也是很讽刺的事情。当时我在英德劳教结束后要“脱帽”，却找不到“右派”这顶“帽子”，结果“脱帽”的事情也不了了之。没想到过了几年后，又说因为当年我没有“脱帽”，所以“帽子”还戴着，还是“右派”，又被叫去下乡了。
记者：这次是一家人一起去。
王兰若：对。当时已经60岁了，觉得是老人了。太太为了照顾我，自愿带着三个孩子随我下乡。大女儿王璜儿当时15岁，是家里最强的劳动力。最小的孩子璜鑫还没读书。
记者：这一次比英德更糟糕，连住的房子也没有。
王兰若：是的，临要下去，厂里领导一再和我们说乡里有房子住，但我瞭解到的情况是根本没房子给我们住，和上面一说，就说我是污蔑组织，怎么会让我们去又不安排房子住。于是就被硬逼下乡。
到了乡里，真的没房子。最后，万般无奈，只能到乡里废弃的“老爷庙”里住着。这座庙叫天后庙，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改造成猪圈，但是猪也没养好，变成放杂物的地方，棺材杠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都是。老鼠、蚊子成灾。地上的灰尘有三四寸厚。搬去的当天行李还没运过来，一家人就睡在天后庙的地上，第二天就拉肚子了。
第二天，我太太带着两个小孩回炮台取行李，我和最小的孩子留守，一老一小，一个六十岁，一个六岁，到前面的池塘打水回来清洗屋子。
记者：在天后庙的生活安宁吗？
王兰若：不得安宁。当时我家是“地主”成分，我又是以“右派”的身份回到家乡，所以亲戚朋友都不敢来相认。平时还要经常受批斗，被民兵骚扰。一下去我就被告知要“听哨声”。所谓“听哨声”就是哨声一响我们这些“黑五类”就要集中开批斗会，要么被批斗，要么当观众陪斗。遇到节假日，民兵更是必定来踢门，骚扰一通。
记者：那时候靠什么生活？
王兰若：当时我帮地方办了个工艺厂，叫新乐工艺厂，画国画出口。开始生产队说给我的报酬是每个月10块钱，小孩是5块钱。但是这些报酬都没有兑现。
记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你还画了不少作品，其中还有很大的，比如那幅《四时景色》长卷。
王兰若：对，开始还没办这个工艺厂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去了山林劳动，那里的劳动比较轻，而且每天中午能够在家里休息。那时候就利用中午的时间画了两幅手卷，每幅各画了一个月，当时目的是教小孩学画画。其中有一幅捐赠给广东美术馆。
记者：当时在天后庙时间多长？
王兰若：很巧，也是三年四个月。和我在英德的时间一样长。
●而今如开雁路阔
1979年，政策落实。王兰若担任汕头市文联委员、汕头画院副院长。此后他的画作大量入选各种美术展、美术刊物。并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记者：下乡的时候做好去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你应该没想到这么快可以回城吧？
王兰若：是的，的确没想到。和下去的时候刚好相反，回城的时候乡里想尽办法想留下我，后来我和家里人是分先后两批走顺利回来的。
记者：回来之后真正“脱帽”、恢复待遇是什么时候？
王兰若：1979年9月，当时我是汕头市第一个恢复原工资的右派。拿到第一笔工资是90多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拿回来的时候，全家都高兴极了。
记者：后来就当了汕头画院院长。
王兰若：对，汕头画院成立之后我当了副院长，还兼了汕头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位。
记者：从此之后生活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王兰若：那是啊。政策一落实，我就开始国内、国外到处旅游。我70岁的时候，和璜儿一起登泰山，坐在山上作了一首诗：
“鸿老七十号不稀？
我登泰山有何奇。
而今云开雁路阔，
东南西北任所之。”
其中“鸿老”是我的朋友。
到现在，欧洲、美洲、澳洲我都去过，只有非洲是坐飞机经过而已，没有到过。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都开过画展。在美国还举行了巡回展，很隆重，近百幅画每幅都用钢化玻璃做了保护罩，相当考究。同时他们还专门请了国内一位红学专家在现场对画进行讲解，并让我在现场画画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我，当地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