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 ,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 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冬或康熙2年癸卯(1663年)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1695年)冬,黄燕思(字研旅)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本月,并一起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本月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本月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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