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画家董其昌艺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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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董其昌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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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原因呢？按照《明史》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万历皇帝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魏忠贤等交谊莫浅：“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明思宗朱由检登基，魏忠贤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著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明史》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尼姑录》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     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