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祥不是评论家，他的《艺术家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也算不得高深的评论。通篇所谈，亦不过两个字——常识。这篇尽皆常识的小文章，如果没有范曾诉讼式的回应，恐怕早就随着那期报纸被人扔进了废纸堆。由此，不难看出，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郭庆祥文章的学术力度，而是他的文章引起了诉讼以及这场诉讼所牵扯到的两个对象——作为批评者的郭庆祥和作为批评对象的范曾都非等闲之辈。两个绝非等闲之人闹在一起，如果脱离了学术规范，即使互相脱光了衣服，也并无多少学术可言。这一点，从郭庆祥的文章不难看出。因为郭庆祥的文章自始至终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范曾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范曾，不是因为他能够流水线作业，批量复制，而是多种因素构成的。这因素有学术的，也有非学术的。否则，范曾不会是今天的范曾。
事实上，郭庆祥批评的不是范曾的艺术，而是范曾作品的市场指数。一句话，在郭庆祥的眼里，范曾的作品只值几百元。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当年拿着整箱的钞票去抬高范曾作品市场指数的人群或所谓的收藏家中，郭庆祥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如果真要论罚的话，首先要罚的是郭庆祥，其次才是范曾。我相信，没有郭庆祥们的炒作，范曾作品的市场价位不会高到离谱的地步。范曾也不会因为离谱的市场价位而自认或被认为是国学大师。
这样说，郭庆祥一定觉得冤。因为，有意无意地，郭庆祥已经自己或者被打扮成了反伪斗士。于是，我在某家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文章题目：《郭庆祥称要扒光范曾的“外衣”》。如此题目难免让人想起“城管”、“强拆”之类的词语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它要的不是学术反思，而是群众围观。
在郭、范之争中，“复制”成了一个似乎可以辨伪的关键词。但是，郭庆祥忽略了艺术家的艺术历程是由两条线索构成的，即智性创作与惯性复制。智性构建了艺术家之为艺术家的艺术生活；而惯性则奠定艺术家之为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两种生活都是艺术家的真实生活。如果要求艺术家24小时都在智性状态，那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同样，一个艺术家如果24小时都在日常生活状态中，他也不可能是艺术家而是俗子一个。所以，谈论一位艺术家时，我们不能以他惯性阶段的艺术复制来否认他智性阶段的艺术创造。而郭庆祥恰恰是在这里崴了脚。
不过，郭庆祥的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他那满是白话的常识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还是让媒体愣了神，于是有了各类反思。但众多的所谓“反思”中，依旧是热闹多于学术。这里，只想冷冷地说一句，我期盼真正的学术反思，我看重那种冷静的反思胜于郭庆祥这篇热闹的文章。因为真正的反思不属于围观，不属于热闹，它属于学术，也只能属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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