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盛世“三俗”文化？摘自刘工/著《中国潜流文化·论盛世潜流》
    所谓盛世，指的是国家安定兴盛的时代。标榜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自古政治家、史学家早有公论，他们评价盛世时代，必须达到六条：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这六条是判定盛世与否的标准，即便唐代有名的“贞观之治”，还不能算是盛世，只能称为“治世”。公认的唯有汉代文景盛世、隋代开皇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乐盛世、清代康乾盛世，以及当今的改革盛世，似乎才符合这六条标准。其实也不然。
    除了盛世，就是之治。《吕氏春秋·察今》曰：“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制，就会天下大乱，死守旧法而不变革，就必然违反实际，没有法律或死守旧法都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在中国历史上，大约经历了八十余次“之治”。其中各朝有：夏朝大禹之治、商朝成汤之治、周朝文武之治、汉朝文景之治、晋朝太康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隋朝开皇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五代长兴之治、宋辽金开宝之治、圣宗之治、大定之治、元朝至元之治、明朝洪武之治、清朝雍正新政等等。这些之治，用今天的话说，均为“改革”之举。在这些改革运动中，有为盛世奠定基础的，也有彻底失败的。但这些历代的“改革”即便是成功的，或是流产与失败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经济与惩治腐败为任务，不可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可能消除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历代的“改革”代价都是高昂的，甚至是血本无归的，更是争权夺利的。最终，在“改革”与“盛世”过后，还是被血腥的暴力革命所代替，从而再建立一个新潮翻版旧体制的剥削社会。
    可以说，在所谓的“盛世”之中，无处不潜伏着危机与矛盾，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证明。传统地说，其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这么复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者特权与劳动者民权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二是统治阶层的国家意识、社会公德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公平要求，以及与世界先进文化的矛盾。这也是所谓传统“盛世”下的根本矛盾。
    盛世潜流文化就是制造这一矛盾的元凶。它涌动着政治文化与物质分配的主流，只是表面上看似混沌模糊，但世人都清晰的看到、认识到，甚至连统治阶层都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所谓“盛世”社会中，官场腐败的潜在能量左右着统治阶层，只因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暂时掩盖了矛盾，给人一种“盛世”的假象。从政治上来认识，这是一种政治养奸“潜规则”的人治社会，又是一种统治阶层为既得利益者提供的保护；从社会的本质上来认识，所谓“盛世”社会的表面是风光无限，而潜流导致社会腐败不堪，特权肆无忌惮的压制民权，构成一个文弛武玩的饿殍社会。这是从古到今的“盛世”特色，又是所谓的盛世之后，社会陷于极度腐败的开始。由此，盛世时代的官场糜烂性腐败已自不待言，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者手中，致使盛世中或之后，官场特权的能量之巨，腐败面积之大，令世人无法想象。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糜烂于统治阶层的剥削制度，构成朋党利益贪得无厌的吞噬民众利益。
    总结历史和现实，在所谓盛世社会中，由于构建的是以统治阶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人的平等和民权为理念，官场腐败就无法避免。因为腐败的潜流是极具破坏社会平等的统治文化，所以盛世仅是官场经济的暴富时代，绝非是正真国泰民安的社会。但是，盛世之中只要聚集着知识群体，潜流的作用就会游刃有余。即便是国体老态，但还是能垂死挣扎一阵子，甚至仍能维系相当长的光阴。为何呢？这主要依靠的是文臣武将和政治帮凶，即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特殊贡献，以及伪对立的“朋党”群体。前者是党阀，后者是军阀，再者就是利益捆绑的朋党。而围绕党阀的，是所谓主流的文化精英，他们不是以唤醒社会为己任，而是在惨遭洗脑和整肃之后，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沉沦，为其党阀施舍给的物质财富而出卖良知，自愿充当权势的工具，甚至是助纣为虐。而军阀又是党阀所包养，除清一色的党徒之外，又以“前途”作诱饵，吸纳与召唤贫苦阶层为其看家护院，充当党阀和军阀的打手和帮凶。
    除此之外，历代统治者为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利益，以及政治权威能够万世维持，他们又不得不绞尽脑汁的想方法。在公开的律例、行章不够用，也不便用时，他们还需要制造恐怖气氛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手段，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在学校、社团、茶楼、酒馆等一切集会场所，甚至大街小巷进行活动，以及时抓捕反对者或不满者，维护其统治。诸如，汉朝的诏狱、唐朝的丽景门、宋朝的内军巡院、明朝的锦衣卫、清朝的粘杆处、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他们都在各朝各代发挥着强大的维权作用，为“国泰民安”、“和谐社会”的维稳，保驾护航。
    由于“盛世”是社会裂变的产物，在小贪不耻，大贪不拒，巨贪不敛的发展中，腐败潜流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官场，使之物质财富严重分配不均，精神财富被所谓“正能量”压制。在这样一种膨胀的权势社会里，必然导致“盛世”是一个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道、没有公理的“无公”社会。这就是所谓盛世的贪腐潜流汹涌的盛况。
    以“康乾盛世”为例。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们作报告时，他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意思是说，一个穷书生背了个破包袱进京赶考，一旦入仕，车马成群，这不是贪？是怎么来的？还要我一个个的问吗？这是科举制产生大批贪官污吏的重要机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官本位的体制。不过，康熙皇帝之所以被称为圣君，国策就是“每多包容之处”，贪也就贪吧！只要别贪得无厌，还是自己的内部矛盾。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贪官在辩解为什么贪污受贿时，心里总是觉得委屈，痛骂官场黑呀！恨为官难呀！唯有那些心领神会的贪官，懂得康熙的思想，在盛世潜流中放心大胆地“你贪、我贪，大家贪；你逃，我逃，大家逃。贪逃并行。”共同享受着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先过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而今，又多了一句“裸官为人民，全家先移民”的潇洒人生。
    然而，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则是最为典型的锁国愚民政策，是所谓盛世之下最黑暗的、最残酷的、最自闭的统治。当时，清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允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这一点与当今的文化管制，以及所谓的正统教育一脉相承，使之如何做官的教材遮天蔽日，官场小说成为领军文化。再追溯，由于清廷的文化专制，使之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文化思想完全被统治，先进的政治文化沉滞了。那么，既然是盛世，为什么还要文化专制和大搞文字狱呢？原因很简单，盛世之君不怕农民反抗，官吏贪腐，奸商遍地，甚至是军队哗变，怕的就是知识阶层“妖言惑众”。前者因为是地方性的反抗，体制内的问题，这些都是比较好对付的事件，或依纪按律警告教育；后者一旦宽容，妖言惑众则是全国性的，甚至是浇水如浇油的“颜色革命”运动。所以统治者必须要专制文化，拦截信息，甚至借题发挥，直至动刀动枪。
    在所谓的盛世时代，由于“盛世”中的弄臣佞臣都是媚俗高手，表现的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官道，致使具有思想性的文化被弃之。但是，在繁荣景象之下，媚俗、庸俗、低俗的三俗文化大行其道。其文化形式就是迎合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把极其龌龊，甚至淫秽不堪的文艺当作吸引眼球的文化产业，导致社会理想价值日益缺失。这一点，在当今中国最为凸显，大众的艺术趣味、精神境界日趋低下，排斥严肃文化，追捧低劣作品乃至糟粕，成为所谓“正能量”的敛财手段。由于“盛世”多为经济转型的社会产物，所以“盛世”也是竞相掠夺和物质重新分配的利益时代。为此，在“盛世”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催生下，三俗文化的市场巨大，民间艺人成了不靠政府吃饭的富人群体。同时，统治者也欣赏三俗文化对稳定社会所具有的作用，所以把三俗文化的示范功能、表达功能、宣泄功能，当作消肿社会矛盾的文化手段。
    其实，在所谓的盛世时代，几乎都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革命之后的“改革”成果，或是“治世”之后的“物盛期”。但几千年来，中国的暴力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从来就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盛衰兴废。在所谓的盛世时代，由于知识阶层是最具理想的“改革与革命”群体，他们只要在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是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在所谓的盛世之时，知识阶层都会寻求变革，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方式，呼声与要求都高于乱世。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知识阶层的行为就会越激进，社会矛盾就会被激化。
    虽然，在“盛世”时代，知识阶层不是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还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物质环境里。但在“盛世”社会中，由于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物质财富的分配就成为最激烈的矛盾。这一点，农业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运动都是如此，促使革命一开始都以“打土豪，分田地”、“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战斗口号，从而聚集起巨大的革命力量。由于“盛世”主要创造出的是物质财富，倡导的是颂扬文化，两者的浮华景象人为的掩盖了社会矛盾，形成表面繁荣，实质矛盾在加剧膨胀。但由“革命”起家的统治阶层，其“革命”盗用了民权思想，执政后又背叛了“革命”之初的民权主张，致使物质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官场腐败导致权力者与劳动者所获物质财富的巨大差距，加之权力者剥夺、压制知识阶层的理想，社会矛盾由此发生激烈的冲突。
    历史经验证明，在这种“无公”的社会情形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那么改革的愿望就更强烈。但经验也证明，如果仅是社会贫穷阶层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革命成功的机率并不大。如果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民众一个期望，极易点燃“革命”的大火。所以，传统的“盛世”必然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随后就是一个吞噬社会公共资源的时代。因此，在盛世潜流的腐败文化侵蚀下，官吏贪腐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而要改革与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