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论腐败温床
--摘自 刘工 / 著《中国潜流文化》
中国人喜欢把梦想的东西当成理想，而不大喜欢求证的思维科学。中国人的理想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说教；中国人的科学态度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投机取巧。虽然，我们早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但没有人去想过实现奔月的计划，当外族把我们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又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宏图之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源于儒家思想，在它诞生两千多年的时光里，竟然没有一点“科学”的补充，只是被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人学”正统地位，它与道、佛思想构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壁垒。时至今日，儒道佛还在统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滋养着贪腐文化的潜流。
儒家的鼻祖是孔子，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我在这本书里多次论到“礼”，总觉得越论越乏味。其实，所谓的“礼”就是教化的政治、社会的秩序。西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而“知变、因变、应变”可谓是道家之特长。而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和变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到底蕴涵着什么呢？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讲求内部凝聚力的文化，其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兼容并吸纳外来文化，变其为自己的体系；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强调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其基本精神。
因为，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是柔性的，这种“柔”不是柔软之意，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强调“人”的自我修身，不容他人侵入，不愿接受制约。所以，儒道佛的思想没有一丝硬性的法理，全然是温饱思淫欲的高调之谈，不食人间烟火的论道。在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的社会里，“文化”和“腐败”又捏合成政治文化和官场文化。虽然，文化的定义广泛，单就腐败而言，那又何为腐败呢？科学定义是食品因变质而产生臭气、刺激味和毒性物质的现象。而社会学定义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说白了，社会腐败就是变质的政治体系的败坏。就腐败而言，中国人个个是咬牙切齿，但也为此津津乐道。民者骂过之后是无奈的笑，笑过之后是恨，恨过之后是羡慕；官者说过之后是激烈的辩，辩过之后是笑，笑过之后是鄙视。全然是对峙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但也可在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柔和下和平共处。
就此，我们不妨先看看古人是怎样选拔官员的。当然，在这个治国选官的大问题上，司马光说的最经典。他在《资治通鉴》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何为德？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道德在意识上是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由此可见，马克思论述的这种“德”，是重于“才”的观点。这似乎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选拔官员的基本精神。
除了“德”，儒家又讲“仁”。何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也。”简单地讲，仁就是爱人，真心爱人。从《论语》及孔子的言行来论，他的“仁”还是有丰富内涵的，概括说来，有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因而，孔子“仁”的思想是从人生哲学为起点，然后给“政”下了一个定义，并与“仁”的定义合为一种形式。孔子曰：“政者正也。”然后又进一步言论：“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意思是，政者先要“正”己，要洁身自好，这样天下人都不敢不正了。孔子希望君王、官员能以自我为中心点，揆情度理，从而达到“仁政”的政治理想。
仁政，是孔子最早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统治措施。不仅如此，儒家又在“治”这个问题上，崇尚“德外无治”思想，教化人要以德为本，以德为先。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又补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希望治国应舍刑法而重道德。如《礼记·大学》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孔子期望一国之君，首先要以修身自己的德性和德行，只有以“德”服人，用有才能的人治国，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的愿望。由此，儒家“政”与“治”的思想，都是从君王、官员的自身出发的，指望君王与官员用仁心德性来掌控国家。因此，“君道”、“官德”，“居官有德”的思想，事实上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而对这种政治文化最完整的表述，就是孔子在《大学》里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在这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期望从一个人的修身、道德培养做起，进而推及到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这种愿望不仅生于儒家，所谓“居官有德”更是赢得了其他诸家的共鸣和推崇。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感召下，齐国大夫晏婴曰：“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战国政治改革家吴起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云云，都是极力鼓吹德、仁、政、治为一体的治国理念。
既然，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官德如此重视，那为什么官员的贪污腐败又屡禁不绝呢？假如，我们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治吏”的相关法律；再从监督实施制度来看，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监察制度和各种律制。诸如，商汤时期修订的《官刑》、三国时期的《魏律》、两汉的《盗律》、隋唐的《开皇律》和《唐律疏议》，即便是隋朝的暴君隋炀帝，他也制订了《大业律》，而且，防止贪污腐败的法律条文也都应有尽有。随后，宋朝的《宋刑统》、元朝制订的《宪台格例》、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钦定台规》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典。但是，这些似乎都没能管得住贪污腐败，相反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世人恐惧。
说白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官文化，而且都是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传承。纵观贪官污吏扎堆的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岁月。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他曾给他老婆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的时候，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再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贪官，他们在犯事之前，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说教楷模，甚至都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捍卫者。这种劣根何在呢？劣根就在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为官思想。其实，这句话并非告诉我们学习好就能做官，官做好了就一定有学问，而是告诫我们学无止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地点，只要有机会学习，那就不要放过机会。可是，为官仕途者掩去了“仕而优则学”，刻意的把“学而优则仕”当成了改变人生、图谋宏志的航标。
宋人吕本中写过一本《官箴》的书，书首即揭示了“清、慎、勤”三字为当官之法，真是其言千古不可易。此书被视为官之箴言，然而官箴的书又何止吕本中一人所编撰呢。后人曾把官箴书汇编成集，收有历代为官之箴言百余卷，且有唐代武则天所著《臣规》、元代宰相张养浩所著《为政忠告》，但更多的是普通中下层官吏所辑。其形式多为训诫格言、公牍文集、政绩实录、或为三者之综合。这些官箴书，有些借以自律，有些借以律人。其中最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是秦人《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从官箴书里大量的为官训诫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社会官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十规范，即公、仁、清、慎、勤、忠、孝、信、节、直；六辩，即进退之辩、穷达之辩、先后之辩、忧乐之辩、生死之辩、义利之辩；三境界，即先后境界、忧乐境界、生死境界等。固然，林林总总的官箴书，其文脉类似今天的案例和空洞的劝言，但也常有趋贪原因分析及拒贪方法，真可谓是为官者的智库。
既然，中国官文化如此强调官德，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贪官污吏呢？为什么更有一些有德性的清官，他们的命运又常常是痛苦不堪的呢？原因自然是一个“圈子”问题。故而，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说教功能，自己却又难以修得正果的高度，凡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化当成污溃的游戏。当然，圈子里的人不会认为这是污溃之场，相反有一套完美的文化外衣裹体，使得中国的官文化既能与时俱进，又能茁壮。即便韩非子早已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以及他的治吏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危，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但这些都没能抗过儒家思想。
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有感于元末官员腐败而激起民变的教训，他特别强调吏治，开创性的搞了都察院，机构是自上而下。他斩钉截铁地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甚至认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朱元璋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而且法外用刑不断，采用了剥皮宣草、炮烙、钩肠、凌迟等酷刑。即使是这样，中后期的明朝，也同元朝末期一样，整个大帝国还是深陷于官员腐败污溃的泥潭中，以至最后灭亡。
不禁要问，靠道德自律治不了腐败，用严刑酷法也不管用，那么有什么法子管用呢？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政治文化的结症。因为，中国传统的官文化对官德过分强调，使得官员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法”职被忽略了。即便是严刑酷法，但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没变，只要严刑酷法一旦松懈，腐败就会报复性反弹，其政治文化还是污溃不堪。正因中国文化对官员道德自律的过度信任，必然会导致“制度性”约束与激励机制的效率颓废，才培植了官员腐败的温床。正如现在的政治思想灌输、道德品质教育、监察制度上墙等一系列机制，都敌不过官文化的浸泡。这也正是官文化的传承和“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成本所致，让入仕后的人自吹“居官有德”，淡化了“法”的刚性。
再如，每当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统治阶层都有感于前朝的覆灭起因为贪污腐败，往往都力主反贪，渐而到中期则开始松弛，到晚期则几乎不再反贪，使得官员腐败的花招与时偕行，最终导致人民起来自发反贪，直至暴力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初做皇帝时，他曾大力号召官员保持廉洁，自己也以身作则的恪守廉洁。据说，李世民初登帝位时，他只有一间正房是用瓦盖顶，其余屋子都是草顶。当时的官员也都非常清廉，魏徵等大臣家里连一间正房都没有。但到了晚年，李世民渐渐疏于朝政，朝廷又对官员的监察制度也随之流于形式。而之后的宋、元、明、清、民国等各朝各代的反贪历史也大致如此。
纵观历史，中国历朝历代对官吏监察的根本目的不是伸张民权，而是为了维护君权。而今，君权似乎早已不存在了，但君权的思想依旧满面春风，展现的是君权分配给了官权。从而官场腐败的面积越来越大，贪腐的队伍越来越专业，贪官的气魄越来越视死如归。虽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两千多年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时代有过真正的民主与民权理念。即便海归派孙中山倡导“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最后也被造反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偷梁换柱。
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反腐败运动，几乎都是一个在君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是由统治者决定何时反腐，甚至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由民众参与，自下而上，伸张民权，抑制君权与官员特权的过程。这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中建立的制度化民主，不同于平等观念基础上的监督体系。因而，当一个腐败政府被推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即便是解恨烧了前朝的宫殿，歇斯底里的骂前朝执政者的昏庸，再怎么撰写前朝的腐败历史，若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重民权理念的政府，依旧会周期性的重蹈覆辙。
历史已经证明了改朝换代都是源于腐败的重要根源。这一点，史书早已为后人铸造了一枚钢印。顺枝看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家长制的思想又是尤为严重。从古到今，父母是孩子的家长，官员是百姓的家长，自上而下的官阶，使得官员们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昂。而在中国许多贪官中，他们绝大多数也曾是穷苦人出身，是曾经被欺压的群体，当他们削尖脑袋当了官员，就成了老百姓的家长，从而会不顾一切得贪腐，根本没有一种公共权力的意识。因为，他们当老百姓的时候，都见过家长的样子，也见过他们家长对村长、村长对乡长、乡长对县长、县长对上，一级级的为官之道。所以，潜意识的效仿和体验做家长的风光，也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培植起来的官文化，是闻其臭、听其仰、看其恨的文化怪圈。
论中国官场，人人知晓官场是一个大舞台，大社会。其中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人员也是鱼龙混杂，无论你入仕前是什么身份、什么理想，一旦步入就会被这巨大的力量所感染，毫不费力的卷入其中，无法自拔。这种氛围和环境使你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儒道佛的文化垫在屁股下，说着“居官有德”的精神，享受着吃、喝、嫖、赌、抽、拍……的福利，把酒桌、牌桌、女色、礼俗都笼罩在礼仪之邦、热情好客的民风之中，而且运用的活灵活现。即便是不愿同流合污，那就有被踢出队伍的可能；即便是想有所作为，那也得郁郁不得志。因此，官文化都会造就入仕人拼命的搞裙带关系，攀靠山、拉亲信。故而也就有了：不融入中国官场文化，就别想在官场上“为人民服务”；不谙熟中国官场文化，就别想在官场上做“中国梦”。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人伦、血族、亲情关系上极为注重，社会关系在主脉中起到结党、同盟的作用，整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腐败温床。演绎着：血浓于水，情大于法；满脸堆笑，背后报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大事小事，看人办事；酒足饭饱，跳舞洗澡等等一系列官场话剧。
百姓畏官，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为什么畏官？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官”有治众的权利。由于官文化在历史上的暴劣，使得百姓对官不信任，长期与官有形无形的对峙，惧怕“官虎吏狼、在官言官、官官相护”的刁难和压迫。俗话有“民不跟官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报私仇”等等说道。使得百姓只能选择忍让。而且，中国百姓心中还有一种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的烙印。他们觉得是官就贪，有时听见哪个官员不贪反而不太相信，似乎官贪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即便是反抗也是完全的无奈之举，更多的还是敢怒不敢言。如今，中国百姓畏官的心里依旧，忍让都好像是正常的思想和心态，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更是身处在这种社会之中的人民，不得不面对的黑障。
其次，传统的中国文化很容易放大官员的形象，美化官员的所谓道德修养等等。官场上奉行儒学，儒学又讲求一种高于生命之上的精神归宿，做官之人就得背诵孔子的话，尽管说与做的大相径庭，但传授给他人却是头头是道；道学讲求无为、守雌、柔弱为最上三行，官场之人一定是漫不经心的，做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尽管他们内心是心平气躁，但样子还是四平八稳；佛家讲求因果，官场之人更是求神拜佛，尽管他们今天不大明目张胆，但心里最虔诚拜佛的还是官场之人。因为佛能给腐败之身保佑。
尽管中国政治文化讲求“居官有德”的思想，这对“无求”的人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圣人圣君，即便是有，那也是活人给死人起的谥号。所以“居官有德”仅是一种假借修身之名，实为玩“德”欺人，给自己套一件文化外衣罢了。若要论其中国社会的腐败温床，官场文化应该是其床架，床板和垫被就是所谓的德、仁、政、治，被褥就是所谓的礼。这套传统又时髦的家私，在极端专制的床帐里诲奸导淫，而且不论是何种的社会制度，只要用这张床来睡觉，这张床都能为统治者提供无所不能的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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