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农民精英的惰性思维
若论中国农民精英的思维，其实有一种共性，这种共性就是贪污文化。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非常善于对传统文化、外来思想加以改造和同化。所以，历史不得不沿袭以礼治国，以贿定邦，以欺哄民，以媚邦交的思想。由于中国人重面子工程，总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就爱在公开场合表演作秀。一旦有了面子，就得意忘形，膨胀自大，沽名钓誉，自欺欺人；一旦没有了面子，立刻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贪官们学习儒家思想，口念《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云云。脱口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做人要从学习、修身和内省做起等。但是，这些教化的思想也如同念经一般，念道念道之后，却是：做人难，难做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以农民造反更替朝代的社会。自古以来，农民的出路无非三种：上学、当兵、做生意。上学是“学而优则仕”的脱贫之路，为此做官则是中国农民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农民普遍的人生价值观；当兵与上学一样，是中国农民“曲线卖身”的脱农出路，是苦得三年汗水，换来一生幸福的从军之道；做生意是中国农民摆脱农耕经济，弥补权钱失落的补充，同时又是与各种利益集团相勾结的主力军。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自然也是产生精英的摇篮，为此农耕文化异常发达。由于中国农民固有一种“帮派”的小农意识，屈身“团体”就是为了借助阶梯，跻身“团体”就是追逐升官发财，这就必然导致吃喝文化发达、思想麻木、追求眼前利益。从而对社会、子孙和未来缺乏担当和责任感，个体文化凋零而集体文化臃大，对外界和强者充满着警惕与恐惧，对自身的病态敏感而难以正视，抵制和压制任何变化与差异，致使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缺失，缺乏和害怕独立意识，喜欢依附与被依附。
由于中国人对土地有着至深感情，而且所有活动都围绕土地展开，家族、家庭、亲缘自然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形式，使之约束世俗利益的不是规则，而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因为，小农经济的眼光紧贴着现实和物质的层面。所以，没有梦想彼岸和来世的概念，没有超越惟功利主义的追求，只在自然、功利与实用主义的层面上游荡，仅在劳作、享乐、利益分配里忙碌。由于缺乏广阔精神空间和独立人格，加之长期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都受到制约，促使官文化一旦形成，便极容易扎根巩固，成长和沿袭。再加之中国人讲究家族和亲缘关系，特别喜欢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家庭和亲情，烧纸钱祭祖就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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