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撕裂的史学－－双重标准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是王安石的一首《读史》七言律诗，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而写。由此看来，从古至今，我们所知的某些“历史”史实被篡改，粹美的背后很无耻，但备受国人自豪。

例如，史书将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无限拔高，溢美之词如滔滔黄河，千百年来被世人称颂不绝。殊不知，此君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皇帝。他自导自演了“玄武门之变”，杀亲哥李建成、亲弟李元吉，胁迫老爹李渊退位，但丝毫不被世人唾骂。相反，太宗死后一个多世纪，杜甫在《北征》诗尾感慨称赞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且不说中国历代高官名流、文人雅士对统治者的颂扬，也不评他们诗文中的阿谀奉承之言，是心悦诚服的敬佩还是趋权附势，但文人的作用多也助纣为虐。存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群奴颜媚骨的历史学家很无耻，不仅给后世留下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的笑柄，而且还是一个庞大的所谓“正统”群体。时至今日，这个庞大的所谓“正统”群体依旧青春焕发。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无耻，就是依附统治阶级设立双重标准。当大清铁骑在嘉定屠城，历史学家咬牙切齿地说是罪行；同样是大清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城，历史学家给了一个“平定准噶尔”的美名。屠城与平定，有何不同？屠城是大屠杀，平定是大功绩。可以理解，这种“双重标准”因为谁服务而论，是丛林法则的游戏，更是媚骨之姿的法则。那么为何要用“双重标准”撕裂历史？想必撕裂历史，为巩固江山获得经验和启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振兴爱国精神，渴求人文关怀。

当然，这个双重标准不是大清的专利。早在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中华大地，始皇帝就成了历史的功臣。由此，秦始皇开创了帝国。所谓帝国，广义上用来形容国力强大的国家，实质就是君主统治的强大国家。从秦帝国到大清帝国，无论汉人统治还是外族统治，巩固帝国的一系列改革，成就和暴政，都被美化成“盛世”、“治之”和“中兴”，但最终的结局遭到的还是改朝换代的命运。正因如此，撕裂的史学“双重标准”就成为文字游戏，其目的就是愚弄人民，本质就是为统治阶层服务。

无可辩驳，历史的“双重标准”是立场。咬文嚼字地说，人们的思想行为总是有一定立场的，不管是自觉的立场，还是不自觉的自发的立场，都是立场。但在历史学家的脑子里，所谓“立场”问题，就是为谁服务。换句话说：我为甲服务，就得说乙坏；我为乙服务，就得说甲坏。这就是所谓“立场”鲜明。

那么，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站在“立场”层面研究历史？例如，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这不是历史研究，是历史的双重标准，是各为其主的“学术”流氓。正是这类流氓，自欺欺人地成为泰斗，成为“丛林法则”中的人面兽心，而且还无耻地享受锦衣玉食。

撕裂的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群爱面子的文人。以宋朝为例，蒙古帝国吞并汉人的大宋帝国，历史学家变成了文学家，把血淋淋的吞并写成一部优美的史书。更荒诞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又扮演着太监文学家群体，奉行上意迎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杜撰林林总总的离奇故事。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从古到今，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为文学家编造“李元霸手撕宇文成都”到“手撕鬼子”提供了历史佐证。

删减和杜撰历史也罢了，更奇葩的是，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极端残暴腐朽，弄得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但在“双重标准”的史学逻辑下，谱写成公正廉洁，喜从天降，国泰民安。如此地掩耳盗铃，撕裂的史学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