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隐，是艺术的精神本源

艺术，在中国古代特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技能。近现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古代“六艺”发展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和语言等。

谈到艺术，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例的”。这么说来，艺术不是盛世社会的产物，也不是官商社会的靡物。那么，艺术的本源是什么呢？从“艺术”一词解释：艺有唯美之义，术有技术之义。因此，艺术则是一门“唯美技术”的行业，从业人则是艺术家。

照此说，从事“唯美技术”的行业人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家就是为经济活动而生存的从业者。按行业分类，此行是从事经济活动中同性质的生产经营者，或有组织结构的行业体系，所以称艺术人和艺术产业。这么一说清楚了。无论你是传授文字语言的、绘画雕塑的、音乐舞蹈的、戏剧电影等等的大师教授，其实都是从业人，经营好的称为产业者。按马克思所言，此行“不是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例的”定性，这个行业就是寄生在官商社会的艺人。好听地说，此行的从业人就是服务于官商阶层的艺术工作者。

纵观历史，艺人在特权社会中的生存法则，必须依附权贵阶层，否则这个行业在“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不成立。因此，马克思指出的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现象，揭示了从业“艺术”的各色人等，在阶级社会活动中各显神通。结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解释，艺术是政治文化的附庸品；从经济的角度揭秘，艺术是经济文化的奢侈品。如此说来，艺术沦为附庸品和奢侈品，都属于产品，艺术还是艺术吗？所以，对于中国历代画家而言，隐则是艺术的精神本源。

谈到隐，自然想到隐士。“士”通“仕”，仕途之意，做官之人。对于隐士文化而言，实质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诟病。我在《中国潜流文化》书中言：隐士，总的来说就两种人士而已。即：仕隐和文隐。仕隐，则是做官之人因官场的“纠结归隐”；文隐，则为文人无所抱负的“无奈而隐”。前者有弄巧成拙的真隐，但多数是蓄意的假隐；后者是无奈之下不得不隐。

其实，当下的“隐士”也是艺人之流，不同旧时艺人的是卖艺又卖身，所以自称艺术人生。当然，对于“隐”而言，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那么，隐何为艺术的精神本源？清代陈伯崖自勉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现实是，历史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到，只是自勉罢了。就此联而言，知足与无求都是自我精神上的自勉，只有片刻的隐心，时有审度自己即是隐。这种“隐”不是卖身的艺人能玩的，更不是官场艺人能自慰的。

如今，当代艺人几乎都变成艺术家，添一字“术”就当自己是“家”，已成时尚，这种自勉何须知足与无求。结果是，当下国人不会自己玩术，好像没有了组织自己活不了，这就是依附。也许是官商社会的诟病所致，当代艺人总爱给自己贴上“术”和“家”的标签，全身整容成一个卖艺又卖身的戏子，日不能息夜不能寐，为了生活见床就睡，点头哈腰见官下跪，捞点钱财不敢言罪，一年到头忙的流泪，乐在其中享受其味，做梦都想社会地位……可怜的是，倚赖惯之反指责依隐玩世之人，讥笑他人诡时不逢。

隐，隐心，艺术的精神本源。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艺术作品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可惜，当下国人崇拜艺术家，因为艺术作品是附庸品、奢侈品的产品，至于“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是要付出“隐”的智慧与力量，这种投入寂寞难耐。

正真的艺术家需要隐，这种“隐”有别于隐士的“隐”。从“隐”的思想层面来区别，隐士文化源自内心嘲笑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软抗社会制度的无奈与逃避现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隐士又是聚财后的仕人、富家退居后的闲人、看破红尘的学子、放下屠刀的武夫，甚至是躲避尘世的罪人，追求一种逍遥的生活方式。然而，纯粹的艺术家的“隐”具有独立思想的“隐”，是将独自的艺术精神自行设置入作品，不求附庸，不与群芳争绝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