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书画何以诗性言情？（中）
唐宋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很成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灿烂。由此，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文人画家总是热衷于借用诗赋文章、历史典故与自我领悟的过程、结果，转换成绘画语言的视觉享受。其中书法艺术更能以“势”的表现创造境界。这是文人画家、书法家在领悟过程中的诗性思维，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合融的主体境界。
因而，要解析中国画就得视画家而论，其画作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殊功效，致使诗性思维的绘画不可摆脱而受之影响，集合了世俗的、雍容的、空灵的、颂扬的、泄愤的思想。即便是雕虫小技的寄情于山水之间，陶醉在信手拈来的花鸟禽兽世界，其画作都解脱不了借助载体来传递心志。特别是文人画家，他们总爱把古人的、伟人的，不论是死人的，还是活人说过的只言片语揉入画作，形成一种既是哲学的又是世俗的绘画理论。
有趣的是，除了文人沉醉在诗性思维里，普遍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画中的意境价值。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似懂非懂的知道儒释道思想，对其态度一边是多数人的附和接受，另一边却是少数人的宗教信仰。现实是，附和的是文人群体，尊其信仰的是子民百姓。如果说，儒释道所担负的是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如说，儒释道是统治与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工具。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不需要虔诚都知晓儒释道三教合一论，不需要诵经传授也能接受其思想。因为儒释道思想已溶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处处都隐现又备受推崇。如果，这种稳定的生活状态被指责或批评，就会无情地暴露出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就是新文化与旧势力的碰撞。而儒释道思想一旦被质疑和批判，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就会被视为大毒草。但是，中国传统绘画在接受具有宗教色彩的儒释道思想之后，诗性思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出心物合融的主体境界。
我在前面“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一节中提到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这里从他的另一面再论。王维15岁进京应试，由于他能诗善画，又是一位音乐天才，所以少年时代的王维已成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王维21岁考中进士，出仕后做过高官，也出任过伪职，后又被降职。在王维出仕做官得意时，他写过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阿谀奉承的唱和诗，以及直接宣扬佛理的作品。此后王维在官场上失意沉沦，他便把诗性融入了中国绘画的审美领域，山水田园诗中蕴藏着绘画性，以及他画中具有的诗性，表露出诗人兼画家的人文理念和精神，体现了中国文人对自然景观文化的审美取向。
让王维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的三百余年，宋代文学家兼画家苏轼则与他产生共鸣。苏轼对王维诗画作品的评价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此而论，苏轼是从中国诗画的本质、创作、作品等三个方面确立了以诗画“一律”、诗画“略同”为核心思想的诗画关系。他对王维的评论就建立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提出了“士人画”这个新概念。当然，谁是最早提出“士人画”的新概念，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暂且不去探究。
---摘自刘工《中国绘画的精神含义》
（AAP美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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