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919年～967年），字咸熙，又称李营丘。确切地说，李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五代十国的动乱岁月中度过的，他在北宋建国后七年，溘然醉死于陈州（今河南淮阳）客舍，年仅49岁。

从现存仅有的李成画作，或后人的仿作，李成多画郊野平远旷阔之景，尤以画“平远”与“寒林”著称。据北宋《宣和画谱》记载：“今御府所藏一百五十有九。”其中，冠以“平远”画录有9幅，冠以“寒林”有24幅。从159幅画录而言，李成“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断桥、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为此，米芾评价说：“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这种“石如云动”的山水笔法，成为后世画家传承李成笔法的重要风格标记。

现存《寒林平野图》轴为绢本墨笔，纵137.8厘米，横69.2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幅画的右上角落有宋徽宗题“李成寒林平野”六字，前有“御书”半玺，画上端有清乾隆题诗及收藏印鉴，可谓也是流传有序，属李成的传世精品之作。

《寒林平野图》描绘的是萧瑟的隆冬平野景色，近景两株长松亭立，古柏形如苍虬，枝干交柯，老根盘结；中景河道曲折，似冰冻凝固，寒冬萧萧；远景烟霭空蒙而至天际，整幅画面给人一种空灵而又凄凉之感。这正是李成最擅长的山水画笔法。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树枝，无论粗细，均呈弧线曲形，将线条的力度发挥到最大程度，构成了中国古典山水画中最优美的线条。

我们知道，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家的独家秘籍，它凸显出中国书画所具有的文化性，而且不论是书家，还是画家都非常注重线条的力度。纵观李成的山水画笔法，可见他将勾线作为表现物象的最主要手段，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细品《寒林平野图》中的松针，笔意锐锋给人一种清刚、淡雅的美感，即使不染墨，也神完气足。所以，李成的画仅用淡墨作少量的烘染，同样给人一种秀润淡雅的审美享受。为此，史称李成“惜墨如金”。

史载李成师从荆浩、关仝，但米芾在其《画史》中评：“李成师荆浩未见一笔相似，师关仝则叶树相似。”可见他是后师造化，自成一家，在宋初李成、关仝、范宽“三家山水”中影响最大。可以说，李成之所以能够影响后世，成功之处就在其山水笔法的美感。众所周知，线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李成山水画的笔法灵魂就在其线条之美，其笔法不仅能够表现出烟霭霏雾和风雨明晦的气候变化，浑然也能表现出大自然的山水之灵秀，具有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的特点。正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云：“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

李成出身贵族，原籍长安（今西安），先世系唐宗室，祖父于五代时避乱迁家营丘（今山东青州），故又称李营丘。虽然，李成的命途多舛，但在家世中衰时犹能以儒道自业，最终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完成了一次飞跃。同时，他也绝非是个潦倒破落的前朝皇族后裔，或是死后成名的画家。《宣和画谱》谓：“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可以不夸张地说，李成生前就在同辈山水画家中具有最高的地位，他不仅影响了北宋一代的山水笔法，同时也影响了元、明、清的山水画。

那么，李成的真迹在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不言而喻，画家的地位决定市场，因而仿作者、追随者的队伍也就更加的庞大，以至于很多贵族收藏其画作都是假的。难怪米芾发出感叹：“李成真见两本，伪见三百本。”并且提出“无李论”之说。然而，自李成于967年溘然醉死，到米芾《画史》约成书于1101年前后，仅仅过了一个多世纪便已经很难看到李成的真迹了。以至于著录在《宣和画谱》中的北宋宫廷收藏的李成画作，其中也是真赝混杂，使得李成的真迹难以考证。这种情形在中国画史上实属罕见。

由此可见，李成在世时的生活状态并非潦倒落魄。然而，从他溘然醉死于客舍，足以证明他是个嗜酒如命的画家，至少可以说他是个好饮酒之人。虽然，在中国历代嗜酒如命的书画大家中，其共性似乎都是性情旷达，聪颖多才，但又时运不济，故而一面寄情于书画，一面又是借酒浇愁。除此共性，嗜酒的个性却各有不同。李成也不例外，他的个性放荡不羁，孤傲清高，好饮酒吟诗，善画山水以自娱。据《宣和画谱》载，曾有姓孙的显贵知道李成善画，故贻书招之，李成愤慨地回复：“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奈何使人羁致入戚里宾馆，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此等绝不趋炎附势的高尚人格，堪称中国文人画家理想追求之典范，但能言出必行的又是寥寥无几。

解读李成的《寒林平野图》轴，不难看出画家力图心中的一种平静，移情画面上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为画家寄予山水中的静寂，其中也有萧疏与无奈之趣。虽然，在李成出生之时，李唐王朝已经灭亡了十几年，但作为前朝皇室的后裔，他心底里还积压着抵触当朝的情绪。特别是因家道中落，文人的理想与实现的落差，终于将自己的情绪移至绘画，以酒为友放诞不羁，而平远的构图正好符合了这种情感的表达。由此，绵绵不绝的复杂情绪，朦朦胧胧的虚幻景象，使得李成的思维在不自觉地蔓延，最终达到了情绪上的宁静。然而，这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也正是历代情绪文人的一种“比德”思想的延伸。

李成鄙视权贵，这并非是他言不由衷或昧己瞒心，依据李成在当时山水画坛上的地位，谋取权钱对他来说并非难事。然而正如他说：“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这是李成现实自我的一种精神立足，是儒家“比德”思想为中国文人提供的一种精神上的延伸。所以，自古文人特别注重所谓“人品”与“画品”的关系，而自然界中的风物和花草早已不是什么具体的物象，而是代表了高洁傲岸、坚贞不屈的人格化、精神化、情感化的象征。当然，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常被功利文人、士大夫所利用，特别是貌是情非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毋庸置疑，李成在世时的画名就极高，被士人视作“犹诸子之于正经”，一画千金难求。《圣朝名画评》对其评价：“成之命笔，惟意所到。宗师造化，自创景物，皆合其妙。”由此，宋人刘道醇把李成的画列为神品。清人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一书中，他对李成的《寒林平野图》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古木夭矫，雪色凛冽，寒鸦群集衰草中。暑月展之，如披北风图，令人可以挟扩，非营丘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