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孙位《高逸图》的残卷解读

——崇尚隐逸文化的写实作品

《高逸图》卷为晚唐画家孙位的绘画作品。横卷式绢本，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画为孙位唯一存世的作品，也为目前屈指可数的几件唐代绘画作品之一。

佐证此画为寥寥可数的唐代绘画作品，首先是卷首落有宋徽宗赵佶的御笔题名“孙位高逸图”。此画在北宋中期曾由驸马李玮庋藏，后入宣和内府，钤“御书”、“宣和”、“政和”、“睿思东阁”诸印，嗣后又经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梁清标藏，钤“蕉林秘玩”、“秋碧堂”印。入清内府，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上世纪二十年代，此画从颓败的清宫流散于民间，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博物馆花巨资购得，成为镇馆之宝。可以说，孙位《高逸图》是一幅收藏有序的唐代绘画作品。

孙位，号会稽山人（今浙江省绍兴），初名位，后改名遇。他是晚唐时期的御用画家，生卒不详。唐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孙位随唐僖宗皇帝李儇入川，居成都。唐光启年中，孙位为蜀之文成殿上将军，在蜀中应天、昭觉、福海等寺院画过不少壁画，俱笔简形备，气势雄伟。画迹著录于宋代官方编撰的《宣和画谱》中，均为宫廷所藏绘画作品。宋代画家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评：孙氏画壁事迹最多；宋代画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笔力狂怪，不以傅采为功；宋代大文豪苏轼评：孙氏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纵心不逾矩之妙。

有关《高逸图》中所描绘的人物，自北宋以来一直不详。虽然，此画由宋徽宗赵佶御题“孙位高逸图”而得名，但画中的人物一直是个迷。高逸，指的是高雅脱俗、俊逸跌宕的高隐之人。不言而喻，宋徽宗很喜欢这幅画，他在御笔题名之前就了然这幅画的逸事，否则不会用“高逸”来题写画名。众所周知，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将书画家地位抬到巅峰的皇帝，而且又是翰林书画院的开创者，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他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如痴如醉地推崇绘画的写实主义，并提倡诗、书、画、印的结合。虽然，宋徽宗春风得意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多为矫情享乐的情调，但在沦为亡国之君后，他触景生情地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由此推定，宋徽宗御题“孙位高逸图”名，是在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的骄泰奢侈的执政时期。

宋徽宗与唐僖宗一样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而所谓的“高逸”之人，正是醉心于隐逸文化的风雅名士，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玄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这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最赫赫有名的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魏晋风度的化身。

史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尚好清谈、不拘礼法的文人代表，他们聚众在竹林中喝酒纵歌，同时亦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承名世先生，翻遍资料，并亲赴南京博物院等地寻微探幽，在与宋代石刻及南京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上的人物神态、服饰，以及对《高逸图》画中人物手持器具进行比较后，得出此画中的四位人物为“竹林七贤”中的四贤——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由此证明，孙位的《高逸图》则是《竹林七贤图》的残卷。

可惜的是，这幅《高逸图》是缺佚嵇康、向秀、阮咸三位人物的残卷，画面上只有四贤。而此画的缺佚，可能早在宋徽宗题名之前就已成缺憾。不过，残卷所剩四贤的面容、体态、表情各不相同，并以侍童、器皿作补充，丰富了画面人物的个性特征。纵观《高逸图》残卷，画家用横卷式的故事性绘画语言，巧妙地用芭蕉、菊花、松树、湖石等相隔四贤，并以四贤身边的侍童衬托主要人物，使画面的故事性生动而闲情逸趣。从此残卷中，我们看到了孙位将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清高、傲慢、放荡不羁的精神状态都刻画得恰如其分，这是得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阿堵”之妙。在《高逸图》中，其画面人物的衣裳，以及陪衬的景物、器具，均用淡色或白描，显得素静雅洁，表现出“竹林七贤”身置物外的隐逸生活。而画中山石的质感，几株树棵的不同画法，兼有南朝画家张僧繇“骨法奇伟”的特点。尤其是花毯及背倚花垫，不仅细腻地画出复杂的精美图案，而且设色浓重，色彩绚丽华美，画面彰显出隐逸文化的富贵气，喻示“竹林七贤”名望地位的高贵。

在残卷的四贤中，右边的第一位人物是山涛。画面上的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丰腴的身体倚着华丽的花垫，头微微仰起，仪态恢弘旷达。此人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者，喜好饮酒，八斗方醉，从不失态。山涛好老庄学说，性格介然不群，身旁的侍童手捧古琴侍奉，给人一种隐逸半仙的意味。

画面的第二位是王戎。此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小弟，他是富贵子弟，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画面上的王戎踝足跌坐，右手执如意，左腕懒懒地搁在右手上，似乎正欲侃侃而谈。特别是手中摆弄“如意”的细节描绘，正是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在王戎的侧后，恭敬地站立着一位怀抱书卷的侍童，让人联想到王戎的才气。

第三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天下第一酒鬼”刘伶。孙位笔下的刘伶其貌不扬，满颐髭须，像是酒过半巡初歇，仿佛闻到一股酒气。画面上的刘伶醉态蹙眉，侧首欲吐，侍童手持唾壶跪接，但他双手仍端着酒杯，刻画出他嗜酒如命又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人生态度。正如他在《酒德颂》中自评：“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画中的最后一位是阮籍。此人是曹魏时期的官吏，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画面上，阮籍面露微笑，侧身倚垫盘膝而坐，手执麈尾，洒脱傲然。麈尾是魏晋清谈家经常用来拂秽清暑，显示身份的一种道具，同时也具有“领袖群伦”的象征意义。在阮籍身旁，有一侍童恭恭敬敬地手托酒器，躬身听命，衬托出阮籍在士人中的名望。

综上，我们看到四贤身旁各有一位侍童衬托主要人物。然而，南京出土的南朝墓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早于孙位《高逸图》两百多年，却没有侍童人物，唯有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墓砖画中有八人均席地而坐，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世外高人的个性姿态。有趣的是，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隐士，而“竹林七贤”则是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两者相差七八百年，怎么会同时出现在南朝墓葬的砖画上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七人在墓壁两侧无法对称，为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中规中矩的对称原则，须设一人与之对称。因而，增加的人物须与“竹林七贤”在精神追求上一致，荣启期则是当之无愧的不同流俗的文人。

那么，《高逸图》残卷上的四贤身旁为什么都有一位侍童呢？这里除了孙位增添侍童衬托主要人物之外，另其解释就是侍童为道家道童的化身。众所周知，唐朝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自开国后即尊崇道教。唐僖宗李儇好长生术，沉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道童为修道者执役的童子，孙位增添侍童不仅衬托主要人物，而且也为避世隐居之人增添了安逸享乐的场景。侍童手捧古琴、怀抱书卷、手持唾壶、手托酒器，这些不仅反映了四贤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描绘了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尚，构成一种“竹林七贤”的文化符号。

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绘画的审美特征来解释，这是画家注重画面人物的神韵特征。特别是雍荣华贵的描绘和传神写照，不仅充实画面感，而且还彰显出时代风尚。不过，这种风尚与符号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以及单纯地追逐肉体的纵情享乐。这一点，中国古代人物画很少将人置于自然情趣的体验，写照的是人在被动情形下的隐逸文化。

据记载，孙位擅长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等，所作皆笔精墨妙，雄壮奔放，情高格逸。他尤以画水著名，与同朝的张南本善画火并称于世。孙位鄙性乐疏野，襟韵旷达，虽喜饮酒，但罕见其醉。他乐与禅僧、道士交往，对豪贵们的相请，则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得其笔墨。由此可见，身为晚唐时期的御用画家，生性具有高傲自尊、刚强不屈的性格是少有的。这一点，孙位与“竹林七贤”中的人物性格极为相似。我们从《宣和画谱》中可以窥见到他的画迹：《说法太上像》、《维摩图》、《星官图》、《神仙故实图》、《四皓弈棋图》、《写马融像》、《草堂图》、《扫象图》、《天地水》、《官像》、《三教图》、《会仙图》、《高士图》、《王波利图》、《写笔卓图》、《取性图》、《围棋图》、《番部博易图》等二十七幅之多。这些画作多以逸史、逸事、逸闻为题，凸显出孙位作画的逸趣。

显而易见，孙位画《高逸图》是逸史、逸事、逸闻。而且，孙位距“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也是五百多年的历史，他以“竹林七贤”为题作画，与此后的画家一样热衷于隐逸文化。在孙位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王朝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唐僖宗即位时，朝政的腐败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由此，因政治腐败而衍生的“隐逸”题材层出不穷，特别是唐代隐逸诗，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人生方式，文士们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构成了隐逸文化成为文人的爱好。

对《高逸图》残卷而言，孙位的绘画技巧是纯熟的，宋徽宗赵佶的御笔题名也是非常切题的。但是，由此而引发的思考却未必可以停止。事实是，关于“竹林七贤”的绘画题材，唐以后的许多画家都表现过，明清以后则更盛，以至于今天依旧是津津乐道的绘画题材。无外乎，后世画家笔下的“竹林七贤”，不论用何种的绘画言语来表现，其中的“隐逸文化”都反映出所谓“隐士”的思想与心术。如果说，隐士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赋闲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隐士是一种做官之人的心计、好文之人的躲避、赋闲之人的乐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徽宗御笔亲题“高逸图”是欣赏孙位的绘画水平，还是读懂了孙位？这个问题只能任凭后人口水战。不过，从纯绘画的角度看，孙位的《高逸图》正是晚唐以前传统人物画高度成熟的典范。一方面，此图是中国古典写实人物的传神写照；另一方面，此图又是中国古典绘画的装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