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论戏子女色繁荣的时代
食色，性也。意思是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这是二千多年前，一位年轻哲学家告子与孟子的对话，内容是有关人性的本质问题。
公元前685年。齐国宰相管仲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妓院。“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女市即妓院，女闾即妓女。按周礼，五人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人。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人。可见当时妓女队伍的庞大。何谓妓女？是以艺和性为技术的女人。起初，管仲创办国家妓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开放，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一是增加国家收入；二是保持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三是供国君刘桓公淫乐；四是吸引游士，用美色招引人才；五是以妓制敌，破敌于无形之中。单说以妓制敌。管仲认为女色往往是一把利刃，把经过特殊训练的妓女编成特种部队，遣往敌国，迷惑其领袖、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意志，能取得雄兵百万而不能获得的效果。
春秋时，孔子出走鲁国，他颠沛流离长达14年之久，便是齐国向鲁国行美人计的“奇功”。当时，孔子在齐鲁“夹谷峰会”上表现突出，被鲁国聘为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孔子上任后，齐景公寝食不安起来，他担心孔子执政后，鲁国必然强大，这可不是好事，得想办法赶走孔子。大臣黎鉏分析了孔子的德行后，他劝齐景公设一美人计试试。因鲁定公和季桓子都贪恋女色，如用美人诱引他们必然乱政，孔子就会出面谏阻。而鲁定公和季桓子肯定不会听孔子的告诫，鲁国的最高领导层就会不和，甚至分裂。如果美人计成功，依孔子的脾气，他必会离开鲁国。于是，齐景公令人在女闾中挑选了美女80人，由黎鉏亲率这些美女送往鲁国宫中。以后的事态发展，果被黎鉏言中。孔子因鲁定公和季桓子沉溺女色，不闻不问国政而愤然离开鲁国。临走时，孔子曾忧心忡忡地说：听信女人的话哟！便会失去亲信啊！过于接近女色哟！必定败事于身啊！既然如此，我就离开吧，悠游自在地安度岁月吧。从此，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
孔子的故事听起来有些让人不解，难道领导的私生活用得着下属干涉吗？这个问题似乎争论了几千年，结果是争论归争论，最后定了个规矩就是女人不得参政。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历史证明，犯事的高官几乎都是女人惹得祸。
今天的国人，常把女人送给某某官员消遣称为性贿赂。不过，性贿赂可不是腐败的新招数，要按有文字记载来讨论性贿赂，起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十六计中，令人印象之深的莫过于最香艳的美人计。《六韬·文伐》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其大意说，对于兵力强大难以用军事行动征服的敌方，要使用美女淫声之法迷惑他的将帅，从思想意志上彻底瓦解其将帅的斗志，使其在内部丧失战斗力。此后，战国法家韩非子，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都论述过美人在政治上的作用。
要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传奇的性贿赂，恐怕要数越王勾践的美人计。春秋末期，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被俘囚禁。三年后，吴王夫差放勾践等人回国。此后，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逐渐强盛起来。而一心想要打败吴国以洗雪耻的勾践，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还远不敌吴国，就对吴王夫差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计。
策划并导演这场美人计的是范蠡。他曾陪勾践在吴国囚禁，深知吴王夫差贪图女色的特点。首先，范蠡与勾践密谋后，开始在民间寻觅美女。可以想象，能担当这个复国重任的美女，不仅要美丽动人，而且还要胆量过人和机智过人，更要有爱国主义与牺牲精神。经过范蠡的千挑万选，最终选定了诸暨苎萝村女子西施。美女选定后，范蠡首先安排人教她歌舞、化妆和礼仪，他还亲自给西施讲授历史、时局和权谋。三年之后，越王勾践亲自给西施面授旨意，并把复国的政治任务交给她。西施的任务是：一是要将夫差沉溺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二是要怂恿夫差对外用兵，耗其国力；三是设法离间夫差和伍子胥，去其忠臣谋士。此后，范蠡将西施等人送往吴国。果然，贪色成性的吴王见了西施，十分欢喜。而伍子胥一眼就看出这是美人计，他苦口婆心的劝谏，夫差却充耳不闻，立刻将西施纳入后宫。后来的结果，吴王夫差中计，吴国垮也。
再说三国，其英雄人物如繁星点点，但貂蝉这个美女却是苦命。貂蝉原为大司徒王允府中的歌妓，她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本来，貂蝉与吕布是令人称羡的英雄加美人，但吕布白门楼被害之后，貂蝉再度飘零，后被献给曹操。曹操得到貂蝉后对她十分宠爱，但后来为了拉拢关羽，遂将貂蝉送给关羽。貂蝉敬慕关羽是大英雄，以为终身有靠，但最后还是被关羽所弃，从此不知所踪。可怜一代红颜，竟被当作礼品似的送来送去，最后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
自古到今，美女配英雄是文人给军人标榜的最佳拍档。但在唐朝时期，美女是外交政策最相怜的条款，政治家们特别喜欢用女人来换和平。李世民崇尚“一桩婚姻就相当于十万雄兵”的“和亲”政策。虽然，这个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好象男人打不过外敌，便叫女人出马，说到底就是政治示弱的表现。然而，从秦汉开始，和亲政策一直贯穿着中国外交历史，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始终在较量。如果说，汉朝的和亲是国家的屈辱，而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和亲似乎成了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变成了一种对周围属国的赏赐和荣耀。在大唐帝国近三百年时间里，从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宰相房玄龄次子房遗爱“政治联姻”开始，大唐帝国与少数民族正式和亲共有20多个公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类似今天向外国赠送大熊猫似的。而唐朝皇帝也不象是跟他蛮横一点，就能让外族霸占一个女人的软弱统治者，但事也就这么做了。也许，这就是一个用女人来求得和平与繁荣昌盛的国策。
贪色，似乎是男人的天性。这里不仅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单说心理上的，男人贪色是想表现自己，体现自己的一切价值，所以权势则是最好体现男人雄性价值的硬件。俗话说：男人贪色，女人贪财。这话似乎有些道理，但权财皆有的女人也贪“色”。若要翻阅大唐帝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性开放最早的时期。若论中国古代女子出轨最肆无忌惮的人，恐怕非大唐帝国的第一“花花公主”太平莫属。她在第二任丈夫武攸暨眼鼻子底下，公开大肆包养男宠，其男宠可以成百上千计。她还从中选出一个叫张昌宗的美男，特地奉送给她母亲武则天解闷。而太平公主还相继与胡僧惠范、宰相崔湜、司礼丞高戬私通。
宋朝对周围属国的外交政策是不送女人，改送钱。到了明朝，大明皇帝一不送女人，二不送钱，表现出汉人也蛮强硬的国策。不过，送女人的和亲政策不用了，但娼妓却如雨后春笋般的时代开始了。
先说宋代的妓女。不可否认，宋代的妓女对宋词有着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妓女，可以说宋词将黯然失色。在宋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对性采取了压抑和禁锢的态度。不过，娼妓业却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只是和唐朝相比没有那么公开。这一时期，由于宋诗和文章受到“言理而不言情”的道学影响和束缚，士大夫们便钟情于词的体裁。可以说，两宋的词家几乎无人不和歌妓、舞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可以说，两宋的大词家几乎人人都有情人，而且风光无限。
在宋代，妓馆如同今天的便利店一样，大街小巷皆有，尤其在繁华地段，妓馆林立，且有“妓馆街”之称。这一点，如同当今的红灯区，或是大大小小的地下色情场所。虽然，宋代有令，官员夜间召妓是违法的，不允许妓女“侍寝”官员，只能陪吃、陪喝、不陪睡。但是，这样的规定肯定是没用的，这也如同今天的官员所言：酒足饭饱不上床，等于今天在白忙。而“侍寝”也未必“夜召”，宋代城市中的客栈，综合游乐场“瓦舍”也极为普遍，这也如同今天“钟点房”的经营模式，官方也只是视而不禁。
到了元代，政府部门特设官妓，还赋予官妓“外交使命”，大有今天礼宾司的职能，或是国家级的形象大使。《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每当外国专家使节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明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谈性文化的长篇小说，虽然作者用“借宋喻明”的手法，实际还是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明代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各级官僚机构普遍腐败无能。可以说，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他们长年累月地纵情声色，和那些方士、和尚们公开探讨“房中术”，探求长生不老之法。由于长期不理朝政，致使朝廷内阁纷争，佞臣、宦官控权。明神宗皇帝朱翊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荒淫好色，不顾朝政的人鬼皇帝之一。他的臣下曾总结他是“酒色财气”四箴，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是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何为“酒色财气”四箴呢？即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可见这个明神宗皇帝的荒淫名声有多么响亮。
最高统治者皇帝是这样，朝廷的大臣、官僚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也无不相继效尤。使自己整天宣教的传统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渐趋崩溃，日益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整个社会风气极端败坏。城市里，酒楼、妓院林立，到处笙歌漫舞，穷极奢华，官僚士大夫不以纵谈男女淫欲和床第之事为羞，更有些无耻钻营之徒，还专靠向朝廷献“房中术”而获得高官厚禄。
不过，明朝又是一个节烈与娼妓并存的时代，礼教的推行与普及程度尤炽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可是，娼妓也更炽于前朝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到明朝后期，人的思想开始解放，社会上提倡奢靡、纵情声色，逐步发展成反传统和追求所谓个性的表现，挑战宋元理学的“禁欲主义”。如反清名士余怀当年就是秦淮常客，晚年写了专述秦淮长板桥名妓的《板桥杂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亦称，晚明时期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文人一样风光，好多妓女充当起了供男人选择的情人角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包二奶现象已司空见惯。
而所谓“秦淮八艳”的美女们，她们的艳名和当时许多高官、名士、将领都有说不清的瓜葛。虽然，后世文人把“瓜葛”美化成爱情故事，甚至臆造了“八艳”的生存状态，恐怕这也是一种粉饰政治罢了。如董小宛和冒公子冒襄；柳如是和“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明代第一词人”之称的陈子龙；陈圆圆先和冒公子眉来眼去、后嫁明末叛将吴三桂；李香君和“清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卞玉京、顾横波和“江左三大家”的吴梅村和龚鼎孳；寇白门和明末叛将朱国弼；马湘兰和“吴门派”末期代表人物王稚登，演绎的都是富贵温柔乡的怀抱事。尽管，后生政治文人说“八艳”是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粉饰她们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但这种无稽之谈，能让略微清醒点的后人相信吗？虽然，“八艳”的结局让后人探究不尽，且也相怜不止，可结果是“八艳”中有为夫家家产上吊自杀的、有皈依佛门的、有痴情苦等的、有抑郁终生的、有香消玉损的，当然也有个别幸福终身的。
到了清代，娼妓有公娼、私娼之分，但只要纳捐于官府，略缴纳营业税，就可以挂牌营业，而娼妓还可以上门陪酒等等。以至于各地的娼妓业迅速兴起，一跃成为老行当新产业。为此，官府还给挂牌的娼妓开设“花榜”，也以状元、榜眼、探花甲乙之。这与当今给“艺人”评级、加冠、授衔基本雷同，形式从民间到官办都是形形色色。当然，妓女一经品第，身价百倍，而没有列上“花榜”者，也只得望“榜”心叹，劳苦了皮肉。因而，随后又为“花榜”行贿评榜者甚多，以至后来上“花榜”者也不足为奇。顺治年间，松江名妓沈某等50余人到苏州参加“花榜”，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评定高下，以名妓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活动盛大、彩旗锦幰，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自顺治以后，娼妓“花榜”题名就更热闹非凡，如同今天的选美和选秀一样，全然呈现出妓女文化的繁荣，美女争相的场面宏大。
此外，清末南京钓鱼巷是名妓云集的地方。当时，有名的妓院有陆八子、韩裕发、李三白三家，陆家为最佳，来这儿的嫖客都是官场上的权贵，钱如流水一般在这里流淌。平日里，钓鱼巷的大小妓院也是歌舞升平，若要在妓院过夜，嫖费就自行谈价，如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卖场。而在当时的上海，名妓还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她们是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除了江南城市以外，各地都有名妓风尘。自光绪辛丑年，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后，北京城向西洋妓女大开禁令，日本娼妓和西洋娼妓开始涌入，娼妓杂居于北京内城，呈现出百花齐放、娼妓弄柳的花色春意。
在这里，再值得一提的是“性文化与性贿赂”的区别，免得国人一谈到性这个话题就脸红，却又眉飞色舞。性文化是人类古老的文化之一。性是人一个最普通的生理行为，只是被华夏文明赋予了太多的道德意义。性文化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针对性和与性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我们通常说的色情文艺，其实就是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古代，有许多文学作品都不加掩饰地描写过性行为。如汉代伶玄撰写的《飞燕外传》，就是描写汉成帝和飞燕、合德二姐妹的性爱生活。以后虽有继者，但大多未出揭露宫闱生活的范围，对性行为的直接描述也不占很大比重。
最早的色情文艺出现在唐代，宋元时期沉寂了一段时间。到明代中晚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性文学作品。诸如《三言二拍》、《金瓶梅》、《肉蒲团》、《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杏花天》、《灯草和尚》、《品花宝鉴》等等。而性贿赂则不同性文化的概念，贿赂是双方明确交换条件的一种行为。把性贿赂也套上文化，实为偷梁换柱，粉饰性交易，掩盖官场腐败。虽然，文化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你说文化是政治也好，说是鬼话也罢，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对“文化”缺乏必要认识。但是，时下“文化”却成了流行元素，各种假借“文化”之名的大行其道。其实，官场之人最喜欢套弄文化，他们认识到文化具有玩弄人的价值，所以把“文化”当成一块遮羞布，披上一件时髦的外套妆扮而已。
当然，综观“妓女文化”也好，还是“美女文化”也罢，这里面多少都与性交易难分难解。在中国人的权钱交易里，女色扮演着直接与非直接的转换，这是性交易的隐秘性，同时又是一种丧失男女情爱的性欢。如果，我们把人的物欲与情欲的相互转换也归论为潜在的性交易。那么，享受物欲“幸福”的人肯定不会接受，相反还会用虚伪的“恩爱”来表演。但是，物欲与情欲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人的交易，同时也包括一切为之“目的”而表演出来的幸福感。这是中国人在爱情观和婚姻观上的心理矛盾，即爱情是情欲的，是不参杂太多物质的情爱，婚姻是物欲的，其中还包括权欲等在内的条件。前者是爱情的人生观，但是被现实牵制的；后者是现实的生活观，但是被爱情美化的。因为，这种矛盾是爱情被婚姻制约，婚姻掩盖了“幸福”假象。所以，只要是官场上行为的，或是具有权钱的，女色都是一种性交易。当下，所谓的“二奶”备受争议，其实就是性交易的转换，这与强奸行为非常相似，是男人缺乏情爱潜质的性要求。这种要求不是情爱的欲望，而是凸显的权钱力量，只是用一种较为稳定的性关系维持罢了。
断言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女人一旦被权钱化，女人就不是人，且都是被美化的高贵女人，或是被恶搞的女色。如果说，李世民之妻长孙皇后、松赞干布的王后文成公主、朱元璋的贤妻马皇后等，都是贤惠、机智、贞德于一身的高贵女人。那么，对朝政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是巨大危害的西周幽王的宠妃褒姒、李隆基的贵妃杨玉环、孟昶的贵妃花蕊夫人、奕詝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被卷进权钱交易的美女西施、貂婵、王昭君、陈圆圆等，这些女人又是什么人呢？答案是成千上万的。然而，无论是高贵的女人，还是被恶搞的女色，但这些女人在人前都是自信满满的，甚至是趾高气昂的表现幸福感，其内心又怎样的呢？是麻木、心酸，还是龌龊？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当然，这些女人可能都是当年的美女，但又有谁能否认不是权钱的化身呢？
若论女色，似乎男人不近女色就是好汉。其实不然，女色是女子的美色，如果美色被交易了，女色才是魔。因为，佛教把一切扰乱身心、破坏行善、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均称为“魔”。所以，玩弄女色的贪官最终都被女色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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