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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批评
      主题:中国书画的贿赂功能
      69刘工 (画家)
    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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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01-07 10:52       1#
    中国书画的贿赂功能<?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摘自刘工/著《中国潜流文化·论附庸风雅

    何为附庸风雅?“风”是民歌,“雅”是音乐,这是《诗经》总集里的两个部分。因此,风雅也用来泛指文化。明末,有个叫陈继儒的人,他能诗会画,常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被当时的高官钱谦益讽刺为“装点山林,附庸风雅”。而“附庸”本指依附大诸侯国的小国。后来,乾隆朝的翰林院编修蒋士铨,他又把钱谦益的评价扩充为一首诗,讥刺: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其实,附庸风雅就是拿文化妆扮门面,炫耀文化的经济价值罢了。自古癖好珍玩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商人更是为官场上的投其所好买单。如今,珍玩书画都归了艺术品门类,因其经济价值不菲,自古也就有嗜雅之风。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而从贿赂学的角度来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在封建时代,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且是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而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赝就是假的,伪造的,以假充真的物品。

    对嗜雅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财富与金钱。在官场社会里,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代,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特别是对古代青铜器尤为钟爱,所以仿制古代青铜器便随之风靡起来。而陶瓷器的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赵人新垣平所伪造的“玉杯和周鼎”,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出现仿造前朝各式各样的器物。到了明代,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描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王伯榖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是一位官场社会的活动家。王伯榖善造假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然也是伪作。前面说的附庸风雅之人陈继儒,他很了解官场百态,但又怕卷进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中,索性29岁便抛弃小吏功名,半隐半现的玩世。据说,陈继儒家里秘藏了一卷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他偶尔拿出与达官显贵谈论,但此卷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除此之外,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人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由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缺失良性的意识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结果导致的是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嗜雅之人,且不论他们有多少艺术鉴赏能力,但对其经济价值一定是弄得清清楚楚。嘉庆皇帝查抄和绅家时,暂不计他的企业店铺、地产豪宅、金银珠宝有多少。依据《和珅犯罪全案档》的记载,和绅收藏宋砚10余方、端砚710余方。但是,和珅文化并不高,又不是什么书画家,他为官时也没出过什么书,藏这么多名砚干么?唯一可解释的就是这些名砚都是收贿而来。理由与今天的贪官一样,官场投其所好,礼到时来运转。早先,和珅最初为政也蛮清廉,他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博得乾隆对他宠幸,逐步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但这每一步自然都有和绅的过人之处。和绅第一次收贿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不是在他权力顶峰的时候,否则他也到不了权倾一朝的地步。理由很简单,就算乾隆皇帝对和绅再宠,和绅也要贿赂其左右。这么一来,和绅的收藏嗜好就必须很广泛,而且要收藏值钱的,值大钱的东西。因名砚值大钱,他收贿于名砚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若有不贪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造物的人。而古物是历史的遗存,又不能再生,造物的人为其高额的经济价值而造假,所以就有了复制和作伪的需要。若要是盘点一下,无论是铜器、瓷器、玉器、漆器、古钱、书画等等,历史上都有作伪,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将相舞弄翰墨的雅好。所以,这个嗜雅的产业也自然的做大了。在帝王中,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卓有书画才能的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极好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的士人眼中,他却是一位“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虽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大老粗人物,但他的后继皇帝们却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顺治皇帝善作指画,康熙极嗜书画,乾隆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的嗜好,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道家,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嗜墨舞笔起来。因为,官场是个俗污又玩文的场所,故而就蕴育了嗜雅的群体。南北朝时,有位叫仙道的诗人,他在《老君十六变词二变》诗云:“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雅士,又称雅人。曹丕在《煌煌京洛行》诗中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当然,雅士或雅人不同于“嗜雅”,但是雅士或雅人不见得不“嗜雅”。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的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的择嗜而贿,伪装斯文的择人而贿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又诞生了一个甄别玩真伪的行当。

    据文献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曦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伪。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作伪的技术也无所不有。著名大画家张大千,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仿画作伪的大画家。据说,他把上至唐宋,下至明清的各家各派都仿遍了,其仿古之作数以千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也造成了张大千的仿古之作,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

    如果说,作伪可以赚钱,其伪作也能挤进贿物名录,那高手为人画像更是生财有道。据记载,王昭君17岁入宫,正巧碰上汉元帝刘奭别出心裁的玩情调,他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美。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不惜重金贿赂画工。

    王昭君初入宫廷,她也不懂得这些规矩,又觉得自己天生丽质,不怕皇上不动心。可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眼睛的时候,便开口暗示:“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王昭君听了,虽也心领神会,但也不理会他的暗示,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不懂规矩,便把她的眼睛画的是呆如木鸡,又在脸上画了几道浅浅的皱纹。这么一画,可让王昭君不知苦守了多少难熬之夜。后来,匈奴呼韩邪来访,他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因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便主动上书要求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请求。到了呼韩邪临辞大会,王昭君丰容靓饰,汉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女,意欲留之,却又难于失信,便赏给她锦帛、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昭君出塞后,汉元帝对毛延寿大为恼火,真想阉了这龟孙子,但又怕坏了他重儒的名声,只得作罢。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谆谆告诫人们应重视道义,轻视财利。可饱读诗书的大唐吏部尚书李义府,他年轻时攻读孔孟之书,精研圣贤之道,后成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然而,他做了高官后,却把圣贤之道抛弃脑后,一门心思卖官聚财、搜刮民脂。他任右丞相后,竟然“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能给他送钱,就能弄个实惠的官职做做。这样一来,去他家行贿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求他的人太多了,李义府自己忙不过来,他又让其母亲、妻儿及女婿齐上阵,参与卖官的业务中。据载,李义府颇具文才,但更为嗜雅之人,有人送他珍玩书画,因其内行,总是火眼金睛。他的同僚说他是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

    李义府死后380余年,宋朝出生了一个大文官蔡京。此人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大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列。但他又以贪渎闻名,是自古官场上最为典型的贪财无厌,见利忘义的文人。然而,像蔡京这般贪贿之徒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在不是少数。不过,贪官们的作品精妙之处,也多为“宏扬盛世”之作,其价值更因他们的官爵而定。

    纵观历代书画、诗赋名家多为官,这也多为一群“儒雅”的,面和心不合的小朋党。虽说,他们成就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腐毒。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贪官置皇帝语录于照壁,以告天下自己为忠臣。他们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贪贿者又出怪招,请自己的弟子代笔。明代书画家赵左师承大官僚董其昌,他代笔作董其昌《秋山红树图》以假乱真。其次,还有杨继鹏、沈士充、吴易常等弟子都代笔作过董大师的书画。

    在明代,董其昌是一个大官僚级的书画名家。他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当时明朝的文化、教育和外交大权,绝对是权倾一时,垄断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子。虽说,董其昌是个所谓的书画大家,但当朝吹捧他的人也都是红顶文人,或是巴结他、敬仰他、仰仗他的小文痞。此后,董其昌又为后世红顶文人所推崇,在揣摩他的“技法”之外,更是研磨他的为官之术。为此,徐悲鸿评说:“董其昌闭门造车,不求创新,凭借官职左右画坛,毁掉中国书画200年”。

    然而,当今的红顶文人与董其昌的卑劣文性同辘,互捧互吹又互贬互讽,卑躬屈膝的领导着奴才们充当政治帮凶。董其昌凭借手中的权势为人非常霸道,缺少道行,贪污腐化,他除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外,还怂恿儿子期压百姓,巧取豪夺。他在任时,董氏父子炒田产、炒房产,千方百计压榨乡里。除此之外,董氏父子还是极为贪色之徒,不仅像许多红顶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与许多名妓有染,而且还倚仗权势贪恋他人美妻,强纳小妾。虽然,董氏父子的劣迹被后人渐渐淡化,只欣赏他的书画文章。但是,鉴往知来,更值得后人省悟。

    当清人郑板桥50岁时入仕做官,当了十年的知县后告老还乡。后人硬说他是看透了官场,也惧怕了官场,才辞官而归。其实不然,郑板桥在任职期间就忙里偷闲的写书画画,只是年过60,也到了大清国规定官员的退休年龄,只得告老还乡,再想鞠躬尽瘁于官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当然,退休后的郑板桥,他还享受着退休官员的官籍,享有着免税免役的退休干部待遇。只是在他退休后,他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问官场之事罢了。不过,郑板桥写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的诗,说了他在官场上的感受。诗曰: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的官龄太短,退休待遇不如同级官员的丰厚,这才让他对官场义愤填膺,故而愤之;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还没完全领悟其道,自己就到了退休的年岁,让他大有后悔的怨气,故而清高。不能不说这些“愤怨”皆有,只是后人拔高了郑板桥的文人气节,让他闻名于世。

    其实,书画这玩意儿官场上的文人玩玩也罢了,但大清的“老佛爷”也不甘自己没才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候,常画扇和立轴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她秘密觅了两个为她代笔的人。一位是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陈氏,另一位是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嘉蕙。这两个女人都守寡,但都精通书史,又善书画。慈禧把她俩孀居在一起,禁居在慈禧寝宫东偏的小室,终日不得出户。两个女人20余年如一日,为慈禧代笔作画。期间,有一个亲王知道是她俩代笔,就贿赂这两个女人,索画扇寄售在琉璃厂。由于外界不知是代笔,又因慈禧的政治名气,所以价格也不菲。由此,这个亲王赚了不少冲着慈禧大名来买画扇人的钱。

    除了书画赝品泛滥之外,大凡是艺术品都有成倍的赝品。其实,赝品的繁盛也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是艺术真品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经营者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人的需要。因赝品毕竟比真品价廉物美,且收贿者也没几个真的识货,所以市场自然也繁荣。通俗地讲:还不就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然而,赝品也是古玩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如果简单地批判和喊打,那也是对人类艺术精神的亵渎。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假如,你今天送你的领导一幅张大千仿古人的画,肯定要把你上司吓晕过去。所以,不能够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

    艺术品历来都是行贿受贿的硬通货,其彰显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大的是经济价值。可以说,你怎样支配艺术品,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价值的风险是真伪难辨,它与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假如真要甄别,那在历朝历代查封贪官的“贿物”清单里,虽然艺术品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但赝品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客气地说,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鉴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眼睛看的是官位,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当然也不全然,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美国经济学家哥德哈伯,他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因而,中国书画自古就有“名家书画”的标签,而名家之列,官爵则是“名家”的代名词,其余均为民间。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珍玩书画,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得到附庸,让心里产生一种“风雅”的满足感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官爵与金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所以说,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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