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书画作品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而是受它的时代所制约的。因此我们鉴赏书画必须熟悉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人们的生活习惯。
就书法而言，自古至今有着许多变化，汉代以前镌碑，碑文为篆书，汉代用隶书，隋唐多写楷书。在碑上镌行书开始于唐太宗李世民，自从他用行书写了《温泉铭》和《晋祠铭》两篇碑文以后，行书得以推广，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唐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绘画风格华丽精巧。宋代是理学控制思想界的时代，对艺术多强调抽象的寓意，故而绘画重形似，重物理，一丝不苟，可谓是写实风格全盛的时代。元代重笔墨，重意趣，书写自如，诗书画三结合是元代绘画的显著特点。画家们喜欢在自己的画幅上题诗，或注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这是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征。明清两代的绘画，山水、人物创作远逊于唐宋，惟写意花鸟画有突出发展，文人士大夫把绘画当作抒发情趣的工具，自由发挥，无拘无束，不拘雕琢，不图卖弄，可谓文人画全面繁盛的时代。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清代“扬州八怪”的思想活跃，多自题诗文，盖印章，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心情。可以说，到了“扬州八怪”时代，丹青艺术已从元代的诗书画三者结合，转变为诗、书、画、印四者结合。近现代的大画家，如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或多或少受“扬州八怪”的影响。
在书画形式方面，宋元时代流行的团扇到明代就见不到了，折扇扇面却又兴盛起来。
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易琢磨。书画家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使用工具不同，形成的艺术风格也不同。
如宋代画家马远的山水画大多表现江南景色，画面上的物象，往往集中在一个边角，时人称为“马一角”。他画树，所画枝条常有七八处屈曲，而且大都倒挂，因而又有“拖枝马远”之称。又如元代倪云林，脱离现实，隐居不仕。他的画，用笔枯干，布景清旷，流露出荒凉的冷落之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写胸中逸气尔，他的画中绝少人间烟火，体现出他绘画的特殊风格。又如明代画家徐渭，饱受官场倾轧，对现实充满失望与不满，因而他的嬉笑怒骂皆有寓意，画法狂放不羁，笔墨淋漓，画面题诗草书也如万丈飞瀑，直泻而下。我们比较熟悉的清代画家郑燮（号板桥），擅长花卉木石，兰竹画的尤好。画兰以焦墨挥毫，借草书中的中竖、长撇作画，多不嫌乱，少不嫌空疏，秀劲绝伦，具有爽朗挺拔的风格。他的书法也别具风格，楷隶参半，自称“六分半体”。我市已故著名书画家张伏山先生，从传统入手，强调书画同源，诗词画意，他的作品用笔遒劲，空灵苍润，全无媚俗痕迹。
总之，书画鉴定之主要依据，就是时代风格和画家的个人风格。而在书画鉴赏领域大家基本达成共识，这就是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为重要，因为时代风格是通过个人风格反映出来的，没有个人风格就无所谓时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