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粉碎“四人帮”是官僚集团的胜利


    文革的结束是一个历史。然而，在决定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中，急先锋邓大人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这是毛的时代，坚决打击走资派的捍卫者的失败，是走资派翻身掌握对文革责任的追究权之后，用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重新组建新官僚集团的胜利。
    其实“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对普通人，天朝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新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是高举毛的旗帜，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同时，胜利者不仅继承了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得不运用毛的思想，打击异己，解放走资派，实现官僚集团的经济利益。
    “四人帮”倒台，胜利者却也不敢扯下红旗，只得靠着毛的政治遗产，使得毛时代的官僚集团成为新权贵。结果是，在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变成“时间就是金钱”的剥削阶层，正真的劳动者付出的改革成本最高，分享的改革成果最少。不争的事实是，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首先，权贵们抢占了一切有利的先机：诸如，忽悠老百姓上山下乡的时候，权贵子弟参加了人民子弟兵；老百姓务工务农的时候，权贵子弟被“推荐”上大学；老百姓四处巴结权贵找工作的时候，权贵子弟出国镀金，利用父兄的权力下海经商，成为改革开放后的富翁阶层，新权贵阶层。
    结果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如同“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 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那么毛的时代，毛为什么要打击走资派？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那么毛的哲学思考是什么？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
    毛死后，新官僚集团为了利益，对“平等”的思想，变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导致毛派起家“打土豪分田地”的“平等”思想，演变成玩弄权术。所以，粉碎“四人帮”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将所谓“改革”变成“经济革命”，思想“改革”就是高举毛的旗帜，继承毛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