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书画何以诗性言情？（上）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充满诗性的人文社会。被誉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历代文人抒情释怀的口诀，也是历代民间艺人的职业技能。
情景是，无论是厮杀在疆场的将士，还是解甲归田的武夫，只要识字，吟诗赋诗、舞文弄墨都很在行。特别是中国官场文人，得志与不得志的文化人，他们都非常热衷于审视自然世界，追求与之和谐的相融相处。与西方不同的是缺乏理性思维和征服自然，科学认知自然的兴趣。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系统异乎寻常的繁盛。探讨其因，这些都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不可割裂。
我在前面说过，儒家运用“人品”与“画品”来阐述中国传统绘画思想的辩证关系，强调画家的人品高于一切，其次才是画品；道家用崇尚“玄”与“柔”来表现中国山水画的形式与形态，推崇“阴与阳”和“心与物”两个方面；佛家则以中国化的禅宗思想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追求一种绘画意境的表现。这是儒释道的三条文化主线，也是其中国哲学思想与宗教色彩的调和，这三条主线既有各自的文脉传承，又是交织融汇的悖论。由此，儒释道思想决定了中国画家具有一种诗性思维，特别在士人画与文人画作品中，诗性意味的画作最多最丰富，而且还具相似性。
诗性思维与人的日常思维截然不同，它不受逻辑的、定势的、职业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它在改变与转展的思维角度、思维感触和思维形象上借喻，创造出情景相融的境界，并借助想象，用奇特的想象再创造出新的意象和境界。这一点在中国古体诗词中最为突出，其次是书画艺术。可以说，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是先有诗后有画的繁荣过程，从而构成了诗、书、画、印的诗性艺术。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他指出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早熟的国家”。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摘自刘工《中国绘画的精神含义》
（AAP美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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