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画家的生存技能
中国画家的生存技能各有各道，从奴才之辈和权术之流来论，以权附势是极为普遍的生存技能。
由于儒家赋予了统治阶层的统治术，促使中国历代画家只要学会和领悟这种生存技能，迎合其正统和参政辅政，所谓画家才能名垂史册。这一切，是否就是画家的机会主义呢？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在一个保守与理性的时代中，画家的命运便是机会主义的具体显现。中国是人文科学强盛于自然科学的社会，普遍的中国人在忙于生计和体验生活这两个方面很矛盾，要忙于生计就得世俗，想体验生活不免要遭到指责。由此，道家思想在这方面给矛盾中的中国人提供了另一套的生活目标，这套标准的核心就是“道”。
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调和社会矛盾，几乎都把文人当做社会阶层的精英来使用。这么一来，使得中国画家几乎都是诗、书、画等各个方面的全才型人物。在他们眼里，绘画艺术就是一种高雅的玩法，时常也自称为雕虫小技，而自诩互捧人品、学识则是至关重要，结果是官位越高画品越高。艺术批评也就成了说你高深，可谓是深不可测，标准取决于为谁服务；说你俗，俗不可耐，标准取决于同行不同道。事实上，所谓的文人画创作，大多是遣情写性的一种文化社交活动，这又完全不同于画院的宫廷画家。对于宫廷画家来说，作品的好坏只能等待皇帝的赏识或后人的评判。但随着朝代的兴衰，宫廷画家与文人画家也会与时俱进，且也挣脱不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只得把雕虫小技变着法子再表明志向。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为中国人设计的一种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顺从方法，那么中国艺术家永远也不会得到精神上的完全满足。在这种秩序里，因为人的个性与精神被自我隐藏起来，面对压抑和压制，在持续不断地忍受中最终失去了自己，变得亦官、亦文、亦艺，方能附和儒家伦理和社会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论，儒家思想又逼迫自由者抗争，在迎合儒家的道路上走进山林，这些人以隐士自居，不愿苟且而找寻另一种生活态度，这就是隐士。不过，隐士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赋闲之人。而这些人运用的更是一种为官之人的心计、好文之人的躲避、赋闲之人的乐道。因此，退向荒野僻地的人或退避官场的文人，立即会笑谈摆脱官场的快活。
不言而喻，宗教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即是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又是毁灭自我的制造者。但儒家思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所推行的中庸之道，虽然其思想精髓是以“仁”为核心，提倡忠恕之道，倡导“仁政”应“礼”的规范。但是这种思想是否作用于每一个人呢？事实与结果都不是这样的。假如，这种理想化的思想被蓄意借用，被尊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一种移情的生活态度，这就必然为以政养文、以文养心的官场文人和士大夫找到了理论依据。
现实是，在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官场文人、士大夫是不可能丢弃以政养文，以文养心的途径，不得不依靠中庸思想来丰富艺术手段为政治服务的方式，不得不跻身官场为之效力。所以说，在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中，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主体是从事绘画艺术创作的画家，而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本体是绘画作品。
---摘自刘工《中国绘画的精神含义》
（AAP美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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