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阎立本《步辇图》的丹青神化
——中国古典图像的文化密码
《步辇图》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年~673年)的名作画录,为一幅绢本设色画作,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虽然,传为阎立本的《步辇图》被认为是宋代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无可置辩的。说其历史价值,《步辇图》是记载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论其艺术价值,其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绘画线条流畅圆劲,画面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人物画的代表性作品。
不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尚无一幅能毫无争议地认定为阎立本的真迹。但是,传为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因其具有唐代政治风貌的历史价值,以及此画所表现的故事性和描绘人物精神气质方面的艺术价值,所以这幅作品早已无关于真迹与摹本的意义。至于此幅作品是否为阎立本亲笔所绘制,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代笔之作,或为宋人的摹本,这里所存有的许多争议,已经成为无从考证的历史趣事。
阎立本出身贵族,官至宰相。远祖从东汉时期至立本的父亲阎毗,阎氏共传十五代,其中多人担任将军、太守等职。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其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代后,阎毗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擅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闻名于世。尤其在艺术方面,阎氏三兄弟立德、立本、立行皆是秉承家学,并各有所成,逐步确立了各自在初唐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由此成就了阎氏家族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在阎氏三兄弟中,唯阎立本更以生花妙笔、臻微入妙而名满天下。
《步辇图》取材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李世民封宗室女李氏为文成公主,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臣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事件。为此,时年三十余岁的阎立本绘制《步辇图》,以描绘唐太宗端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臣向大唐求亲的情景。从绘画艺术角度看,现存《步辇图》在绘画表现的技巧上是相当纯熟的。其绘画艺术的特色是非常注重人物精神的刻画,用笔沉着清俊,用线遒劲坚实,工笔重设色。
从这幅传为阎立本所绘《步辇图》而言,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体形,明显大于簇拥在他周围九名宫女的体形。当然,我们无从知晓唐太宗的体形相貌,即便史书上有文字记载,但因史书所描述的帝王相貌都带有曲意奉迎之词,所以不可信为真。就《步辇图》的表现形式论,这种有违人物形体比例的绘画手法,主观上是为了突出、神化帝王的形象,表现出画家的敬畏心态,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绘画在早期人物画发展中的规律。如果从客观上论,也许唐太宗确实身形伟岸,或他喜欢小鸟依人的宫女,所以画家真实再现。但是,这又不符合中国画家表现伟人形象的基调,以及崇尚权势的官本位意识和专制、集权、特权思想。
如果,我们用图像学来解析《步辇图》,这是中国古典意象在现代视觉艺术中的演绎。虽然,图像学是近代以来的美术理论,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美国艺术史学家帕诺夫斯基。他认为图像学对应于艺术作品有三层意义:其一,探讨图像所再现的、模仿的“自然意义”,一般是由可识别的物象或事件构成;其二,探讨图像所暗含的“常规意义”,源自某种普遍的因果记忆或逻辑推理;其三,关注的是图像生产的文化密码,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
构成《步辇图》故事的是汉、藏联姻。阎立本绘制这幅人物画,首先是一位唐代高官描绘亲历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景图像。从图像的“自然意义”来解读,阎立本准确地把握了画中主要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形态。其一,画中的唐太宗态度诚恳,反映出他对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高度重视。其二,画中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神态虔敬,表现出他对联姻之事的迫切意愿。在此图中,画家主要刻画了唐太宗威严又自若的仪态,从而流露出怡悦和吐蕃亲善的象征意义。同时,画家也细致描绘了使臣禄东赞拱手肃立,诚恳又恭敬的心情。
尽人皆知,唐太宗是中国唐朝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步辇图》中的唐太宗神态自若,尊容的神情中透露出对吐蕃使臣的盛情和嘉许;吐蕃使臣禄东赞的脸颊丰满、高鼻、络腮胡,体现了他健壮中略带粗犷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禄东赞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质朴的颜面融合在一起,表现出身为吐蕃外交家的才智和丰富的阅历。虽然,这幅画在人物形象上比例失调,而且在人物表情和衣褶的程式化处理等方面,依旧带有南北朝时期人物画风格的痕迹,但在绘画技法上却有了明显的提高。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的“常规意义”是叙事。很明显,阎立本将画面十三个人物分成两组。图卷左边的三个男人依次排序,没有任何装饰,形体与神态略显拘谨,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使臣禄东赞,后为随行翻译官。右半是九宫女簇拥中的唐太宗,他稳坐在步辇上,构成了全图的焦点。而簇拥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女形象,以及两柄障扇、一把飘拂的红色华盖伞、步辇等仪仗器物,让人感受到唐太宗的尊贵和权利的至上。此外,唯有典礼官一人是身着红袍,凸显得有点孤零,独立的看并不显喜庆的气氛。于是,画家巧妙地利用了飘拂的红色华盖伞,以及九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整幅画面的一团祥和、喜庆的氛围。
对于阎立本用九宫女来簇拥唐太宗,这绝非是画家在绘画美学意义上的安排,而是传达了中国人以“九”为贵的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九”数,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奇数里最大的数字是“九”数,故而对“九”数特别重视,有最尊贵之意。而画面中的九宫女以唐太宗为中轴,婀娜多姿的分为前四后五,这又表达了中国帝王文化中“九五之尊”的尊位,构成“九九归一”之势。因“五”在阳数中处于居中位置,有调和之意,所以“九五”两个数字组合在一起,既尊贵又调和,无比吉祥,实为尊颂帝王的象征。
除此,阎立本在此画的人物布局上,按其功能自然分成不同的角色,而且宫女飘飘的衣带和迎风飘拂的华盖伞,不仅增添了画面动感,还浓缩了一种充满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画面比拟,尤其是翻译官的谨小慎微、诚惶诚恐与宫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整幅画面一张一弛、一柔一刚,给人一种品读画面故事的情趣。不难看出,画中人物的身份与地位是画家考虑画面布局的主要依据,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关系,是尊卑有序的在绘画表现中的视觉关系。可以说,阎立本的这幅作品,为解读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明晰而典型的图示。这种特定的图像形式,即符合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又切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其图像思维高于情致思维。
从色彩上而言,阎立本描绘了一个充满祥和、喜庆的场面。这是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其喜庆的场面都会选用红色作为基调,突出渲染场面的气氛。阎立本特地将位于画面正中的轴心人物,即典礼官画成了红色,这样的构图目的就是为了突出所画场面的现状,同时也符合中国婚庆活动的仪式。
由此可见,关注汉、藏联姻是《步辇图》的文化密码。解读《步辇图》的图像意义,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该图像制作的历史背景,而且还得要考虑到创作者的身份或职业性。说白了,自古以来的画家在选题上几乎都是被动的劳作,其被动的主要因素就是创作思维。这种思维不是画家的个体好恶与纯粹的艺术追求,画家不仅要考虑到创作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流行的文化风格,以及艺术家自己的表现风格,而且最终都得要附和定制方的统治意义、宣教意图、创作者的个人利益而施展创作。
虽然,阎立本是唐代的著名画家,但他更是一位当时在野的重要大臣。事实上,阎立本很忌讳别人说他是画家。因为,画家在唐代被称为“画师”或者“画工”,是卑贱行业。唐太宗在世时,有一次泛舟池上,令阎立本来画像。阎立本当时任主爵郎中,他听到宦官、侍卫喊:“传画师阎立本”。他心里总是不舒服的。他曾感慨地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可千万别学画画啊,我都被人家当杂役使唤了。”后来,阎立本担任宰相,又被人讽刺,说他是“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意思是:右相的声誉就在画画上。
据《旧唐书》载:“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说他不是一位称职的宰相,唯善绘画。阎立本为唐太宗所重,曾奉旨作《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职贡图》。就画录的题材而论,唐朝还保持了前朝的传统,仍然发挥人物画的社会功用。绘画的文化秘密,一方面是借鉴贤愚,弘扬治国安邦的大业;另一方面是记录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事实是,阎立本运用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法,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故事图像化,体现出唐太宗崇尚“一桩婚姻相当十万雄兵”的和亲政策。虽然,从秦汉开始,和亲政策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外交史,使得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的较量,总是在和亲政策中化干戈为玉帛。如果说,汉朝的和亲是国家的屈辱,而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统治者将和亲看成是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变成了一种对周围属国的赏赐和荣耀。在大唐帝国近三百年时间里,从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宰相房玄龄次子房遗爱“政治联姻”开始,大唐帝国与少数民族正式和亲共有二十多个公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类似今天向外国赠送大熊猫似的。这正是画家通过图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文化秘密。
纵观阎立本的绘画创作,其主要是迎合皇帝以及王公贵族的审美趣味,这样他的作品才能遵照规则受到承认。在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中,如《历代帝王图》等画作,都是奉旨而作的纪实性肖像画,或是以重大事件为题材的记录性作品。这也是阎立本为什么能画《步辇图》的一个原因。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步辇图》的全画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线条纯熟,富有变化和表现力;设色浓重、鲜艳,是一幅出色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特别是图中的唐太宗、禄东赞等人形象都带有肖像画特征。另外,阎立本的绘画技巧也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他的画作不但体现在独具匠心的构图上,而且在具体人物的刻画上也同样精彩,其线条流畅圆转,五官塑造精致细腻,深得人物的个性气质。唐代画家李嗣真在《续画品录》中,评阎立本的画说:“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未,倍得人情。”这样评价,决非虚誉。
阎立本被称为丹青神化的唐代画家,尤以人物历史画著称。他将魏晋以来有关绘画“传神”的理论,转化成一种可被规范的技法,从而促进了人物画的独立发展;他将人物表现成为故事或情节的中心,摈除一切无关的场景,突出了人物画的分量,启示了人物形象的表现方法;他在绘画构图上形成了一套适合人物画表现的程序,以强调不同人物的重要性。就《步辇图》的意义而言,是自此汉、藏两族的联系便得以加强,促进了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步辇图》作品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价值,而这幅画的“最终目标”就是画家很好的完成了历史事件的图像表述。
自六朝至宋元,中国绘画艺术的行为和主流从宫廷贵族到文人的转换中,其创作主体的阶级烙印都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图像在传播过程中的媒体形式,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图说手段。可见,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与功用,始终都控制在对制作技艺具有垄断地位的社会群体手中,这是所谓“院体画”、“文人画”在技术传播中强权垄断的结果。由此,中国绘画的图像功能在颂扬中变为“艺术”的形式,成为图像转型为“艺术”上升至“文化”的形态。显而易见,《步辇图》是一幅中国古典的历史“图像”画作,这幅画的艺术价值无疑是中国古典“图像时代”的代表作。
当然,阎立本除了丹青妙手和官至宰相,他在诗赋方面也很有成就。北宋王谠在《唐语林》里,他评价阎立本为“有文学”,是为准确。可惜的是,阎立本的诗文多已不存,我们只能从《全唐文》中读到他《巫山高》:“君不见巫山高高半天起,绝壁千寻尽相似。君不见巫山磕匝翠屏开,湘江碧水绕山来。”由此可见,这位驰誉丹青的宰相画家文采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