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义气”的文人

刘工/文

中国人崇尚义气。从《水浒传》到《老残游记》，义气是中国人对情谊而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自我牺牲的气度。元末明初的名士陶宗仪，因议论政事而落第，他在《辍耕录·结交重义气》中说：“於此可见前辈结交重义气，不以贵贱贫富易其心，诚可敬也。”此等为纯正的文人义气。

而今，文人的“义气”被阉割了，蜕变成人与人情谊关系中的利益和狭隘的思想。这是“义气”一词的含义发生了畸变，感觉“义气”就是没文化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难道文人不知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言：“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忘了文人的刚正之气。如实说，我发小财的时候，特别想攀结文化人，且是越多越好。起初，我只是想混迹在文人中滥竽充数，后来发现借面吊丧的文人多如牛毛。若要形容，我只得伪造成语，山寨一句“义为上意，气为放屁”来恭维时下的文人。

有谁不承认，时下的文人是卖家，买家就是达官贵人和抠门的商人。如果说达官贵人尊敬文人是附庸风雅，那么抠门的商人恭敬文人并非是投其所好，多数是为了目的而为之。当然，这种说法是得罪人的，至少是不讨所谓文人的喜欢。有道是，如今刚需文化的人愈来愈多，不同于计划时代的比吃比穿，发财后的比车比房。而今是繁荣昌盛的文化经济时代，要比就比墙上，所以精美的书、名人字画、文玩珍宝就成了文人、达官贵人和抠门商人的文化载体。这些也无可厚非，只是文人对“义气”的转基因，不得不对缺失“义气”的文人阐述一二，免得生是不可选择，死倒有百态。

关于“义气”一词，在《辞源》上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刚正之气，二是指忠孝之气。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所以“义”具有极广的道德范畴。而“气”是中国哲学、道教和中医学中常见的概念，所以“气”为人的精神状态，用于文人理应是气节和骨气，绝非为奴气。

以史为鉴，中国历史上有骨气的文人并不多。每当国家命运悲惨的时候，几乎都会出现三种文人，帮闲文人选择了投降，隐士文人选择了逃亡，而异端文人则选择了反抗。然而，每当中国处于和平的繁荣昌盛时期，文人的买卖做的都很出色。因为“卖”是出售，这里除了正能量的经济学关系，似乎在汉语中以“卖”字打头的都不是正能量的。诸如卖乖、卖劲、卖老、卖力、卖脸、卖身、卖笑、卖艺、卖淫、卖友、卖座，最后都在围绕着卖李钻核、卖俏行奸、卖身投靠等等。与“卖”相对是“买”，自然就不作解释了。

所谓文人的卖，少不了以“卖”字当头。有人说，文人卖的是文化。既然是卖，后缀就是五花八门，目的是迎合各色各样的市场。清末王国维说：“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虽然先贤的话很有哲理，但只属技术层面，不为具体“卖”的层面。试论历代大师的“锦绣华章”是什么？无非是三分借古，七分颂德，高格之处在地位。故而文人的“义气”缺失了江湖，使得文人的“义气”别具特色。而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都是为了做官而苦口婆心。因为只要做官，就有金钱和美女。所以国人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而说教别人的孩子却说行行出状元。其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只有读书人里设状元，习武人里设武状元，其他都是为做官人服务的各阶层工匠。官有官服，官有官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围绕着官都是浓酱之腐味。官的特色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围绕着官攀高接贵的脸谱众生。难怪中国的传世文学几乎都与江湖“义气”密不可分。

时下，中国文人的奴气十足，这不仅是传承奴性文化的思维，同时更是弘扬与布道的行为。一方面，我们极为自大，对于比自己差的人常常表示不屑；另一方面又极为自卑，毫无理性的评判，揣摩上意的文人几乎都是大师。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谚语》中所言：“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他又在《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虽说，中国文人的“义气”是气节和骨气支撑的道德范畴，而江湖“义气”则为仗义之气。可悲的是，时下文人的“义气”还不如江湖“义气”。难怪明人曹学佺撰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何为屠狗辈？社会最底层的低贱人，现在叫草根族；何为读书人？所谓上流社会的人，揣摩上意的有身份的人。当然，今天屠狗辈的职业依旧是卑贱的，但也并非是愚昧族，而时下文人的职业也未必高尚，可以说是愚昧族中的另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