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北一个县城，我发现一辆开宝马3系的车、家里有几十亩地农场的私营老板，还没有当地县城电视台的记者地位高，这种地位的差别，表现在圆桌饭局的排位顺序上，电视台记者坐在更靠里面的主位，农场老板的位置更靠近门。当然，如果是县委某处某个办公室的主任驾临了，就要被迎为上上宾，县城电视台记者的位置就要降一级了。工作除了能满足油盐酱醋的需求，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你在这个社会的排位顺序进行界定。而顺序的高低，当然直接影响到人格尊严。
如果那个县城还在遵循着官本位的教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则是金本位与官本位并行，身家数千万的农场主这个称号带来的尊严感至少相当于局级干部吧，亦或更多，尤其当后者退休了，公车与公章都交了公之后。
记者这个职业，说老实话，大部分人虽然活得滋润，甚至在采访名人时显得也很光鲜，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记者，但在中国尊严感并不强。这次在上海车展采访时，当我排着长队买麦当劳时，排在我前面的两位听口音像是来自江苏南京媒体的记者正在交流她们此次车展的斩获：这家送了个包，那家送了个小电器……怎么你有这个我没有？不行，我要找他去！但这并不排除中国能存在有尊严感的记者。比如不久前偷拍了顾长卫导演的狗仔名记卓伟，至少在这次行动中，他拒绝了金钱诱惑，坚持将真相公布。
很多职业的地位是随着时代改变的。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画家，二十年前，这是个相当落魄的职业，现在当然大不同啦。欧洲也一样。19世纪初的法国，如果你说情人是画家，会惹来周遭哄笑，而到了19世纪末，画家已经可以向银行家的女儿求婚，并且被认为门当户对。同样有着跌宕起伏的命运的工作还有基金经理等等，我听说股市在6000点时，连长得最矮小难看的基金经理都认为自己配得上500强公司里的市场部经理，并且得是长的像刘亦菲的那种，现在这个期望值的跌幅一定和股指一样了吧。
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菊与刀》指出：日本人最重视的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并藉此得到尊严与安全感。通俗地说，就是农夫的儿子在认定自己今生今世都会是农夫的情况下，按照社会给农夫的定义，过着快乐而有尊严的农夫生活，一旦他不满足于这种界定，妄想像企业家那样穿上名牌西装去五星级酒店社交，则会被耻笑，并将因此失去尊严。中国人则崇尚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方式：比如以前的考科举和今天的开公司做生意。还有，中国这些年来的坐次顺序太过动荡。昨天的养猪郎，今天可能成为福布斯榜单上的富豪，频频被市长接待，明天则有可能因为经济犯罪或买凶杀人锒铛入狱。每个人的际遇和在这个社会中的坐次都可能因为努力的程度、勇气的大小以及遇到机会的多少而改变。这样的生存环境比那些井井有条、各得其所的社会要刺激得多，并且更有趣，但同样伴随着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存钱了：就算明天我在社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至少我还有生活费可以帮助维持仅有的那点生存尊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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