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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孙位《高逸图》的人物解读
——虚衔将军的隐逸作品
在中国画史上,能够被确定为唐代以前的传世画作,恐怕真伪难辨。我所选取的《高逸图》卷,并未入选“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列,原因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依据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高逸图》,此画为横卷式,绢色赭黄,古色古香,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从唐代的传世作品来看,这幅《高逸图》则是寥寥无几的唐代绘画作品之一。
佐证此画为寥寥可数的唐代绘画作品,是因此画最早在北宋中期由驸马李玮收藏,卷首有宋徽宗赵佶御题“孙位高逸图”五字。从时间上看,孙位大致活动于晚唐时期,此画至李玮收藏大约相距一个半世纪有余。此后,该画入北宋宣和内府,钤“御书”、“宣和”、“政和”、“睿思东阁”诸印。嗣后又经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梁清标藏,钤“蕉林秘玩”、“秋碧堂”印。入清内府后,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上世纪二十年代,此画从颓败的清宫流散于民间,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博物馆花巨资购得,成为镇馆之宝。从此画上的历代收藏钤印来判断,孙位《高逸图》是一幅收藏有序的唐代绘画作品。
孙位(生卒不详),会稽(今绍兴)人,号会稽山人,初名位,后改名遇。他是晚唐时期的宫廷御用画家。
唐广明元年(881)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城,孙位跟随唐僖宗李儇入川,居成都。在北宋官方编撰的《宣和画谱》中,著录孙位画迹二十七幅,其中《高逸图》在列。谱载:“举止疏野,襟韵旷达,喜饮酒,罕见其醉,乐与幽人为物外交。”可见孙位是一个性情纵横放肆,胸怀孤高,饮酒有所克制,喜欢与隐士神游交往之人。在绘画方面,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善画人物、龙水、松石、墨竹,兼长天王鬼神。笔力狂怪,不以傅彩为功。长安、蜀川,皆有画壁,实奇迹也。”并称其:“位有道术,兼工书画,曾于成都应天寺门左壁画坐天王暨部从鬼神。”由此可知,孙位尊奉道教,曾为寺院画过不少壁画,俱笔简形备,气势雄伟,是一个“志行孤洁,情韵疏放”的画家。在画品与画风上,他情高格逸,宋人苏轼在《东坡集》中写道:“唐广明中,处逸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评价:“孙位为逸品。”宋人邓椿在《画继》中评价:“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
有关孙位“做官”的经历,史籍记载的少之甚少。最早见于北宋文学家李廌在《德隅堂画品》中记载:“《春龙起蛰图》,蜀文成殿下道院军将孙位所作。”此载早于《宣和画谱》成书约四十余年,所述较为可靠。此后,元末明初画家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记述:“德隅堂画品载,位为蜀文成殿下将军,后遇异人得度世法,故名遇云。”所载“蜀文成”史籍难寻,说之“军将”或“将军”,均证明孙位在晚唐军中任职。在孙位的创作记载上,宋人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记载:“光启年,应天寺无智禅师请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寺门东畔,画东方天王及部从两堵。昭觉寺休梦长老请画浮沤先生松石墨竹一堵,仿润州高座寺张僧繇战胜一堵。”光启,即晚僖宗最后四年的年号(885~888);应天寺,即僖宗为避黄巢之乱逃之成都,驻跸于此,并赐寺名。在这四年中,僖宗为了组织对黄巢的反扑,平定地方势力,他几度逃离长安驻跸应天寺,又几度返回长安,均未见到孙位随驾返回长安的任何记载。从时间上来证明,正是在光启年间,孙位先后在应天寺、昭觉寺作壁画八堵。可以想象,如此之巨的工程与孙位的“将军”之衔,毫无“军事”关系。据此推定,孙位所谓的“军将”或“将军”头衔是虚衔。
从孙位在光启年间的绘画活动可以看出,绘画之事是他的首要工作。宋人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说:“位宗顾恺之,曹弗兴行龙之笔。”此载说明,孙位画壁画师宗顾恺之,画龙有曹弗兴的笔法。那么,由宋徽宗赵佶御笔题名的《高逸图》,画中所画人物一直是个迷。高逸,指的是高雅脱俗、俊逸跌宕的高隐之人。不言而喻,宋徽宗很喜欢这幅画,他在御笔题名之前就了然这幅画的逸事,否则不会用“高逸”来题写画名。众所周知,宋徽宗非常酷爱书画艺术,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将书画家的地位抬到巅峰的皇帝,而且又是翰林图画院的开创者。该院即北宋的宫廷画院,画院画家以“翰林”、“侍诏”等身份享受与文官相近的待遇,并穿戴官服,领取国家发放的官俸。自置画院起,在宋徽宗的大力倡导下,画院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而且身为皇帝的赵佶,更是如痴如醉地推崇绘画的写实主义,并提倡诗、书、画、印的结合。虽然,宋徽宗春风得意时的诗词显得比较平庸,多为矫情享乐的情调,但在沦为亡国之君以后,他触景生情地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由此提出,宋徽宗御题“孙位高逸图”名,是在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骄泰奢侈的执政时期。
宋徽宗与唐僖宗一样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这两位皇帝的执政时期,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官俸,均为奉道之君的国策。由此,所谓“高逸”之人,正是醉心于隐逸文化的风雅名士,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玄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之人。这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最赫赫有名的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魏晋风度的化身。
史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尚好清谈、不拘礼法的文人代表,他们聚众在竹林中喝酒纵歌,同时亦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承名世先生,亲赴南京博物院等地寻微探幽,在与宋代石刻及南京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古墓砖画上的人物神态、服饰,以及对《高逸图》中所绘人物手持器具的对比,得出此画中的四位人物为“竹林七贤”中的“四贤”,即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由此认为,孙位的《高逸图》卷,有可能是描绘“竹林七贤”的残卷。
值得商榷的是,从“竹林七贤”故事人物的完整性来看,此图是“七贤”残卷,还是只画了“四贤”人物,这个疑问似乎被人疏忽。如果说,宋徽宗在御笔题名之前,此画上只绘有“四贤”人物,题此画名“孙位高逸图”较为准确;如果说,徽宗在题名此图之时就是一幅完整的“竹林七贤”人物,题此画名则完全偏题。当然,对于酷爱书画艺术的皇帝赵佶而言,这种失误不太可能发生。假如,徽宗在看到此图并题画名“孙位高逸图”之前知道是残卷,所题《高逸图》画名也是牵强附会。理所应当的题名“竹林七贤残卷图”,或更为准确的表述此画的原意。不得不说,至于《高逸图》是孙位所绘“竹林七贤”的残卷,还是“四贤”的全幅图,隐藏在《高逸图》背后故事无法知晓。
且以“竹林七贤”故事人物的完整性看,这幅《高逸图》卷是一幅缺佚嵇康、向秀、阮咸三位人物的残卷,画面上只有“四贤”与“四仆”人物。从孙位绘画技巧上看,此图“四贤”人物的面容、体态、表情各不相同,并以侍童、器皿作补充,丰富了画面人物的个性特征。孙位用横卷式的故事性绘画语言,巧妙地用芭蕉、菊花、松树、湖石等相隔“四贤”人物,并以“四贤”身边的“四仆”侍童衬托主要人物,使画面的故事性生动而闲情逸趣。在此画卷中,我们看到了孙位将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清高、傲慢、放荡不羁的精神状态都刻画得恰如其分,这是得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传神阿堵”之妙。画面上,其人物的衣裳,以及陪衬的景物、器具,均用淡色或白描,显得素静雅洁,表现出古代贤士身置物外的隐逸生活。而画中山石的质感,几株树棵的不同画法,兼有南朝画家张僧繇“骨法奇伟”的特点。尤其是花毯及背倚花垫,不仅细腻地画出复杂的精美图案,而且设色浓重,色彩绚丽华美,画面彰显出隐逸文化的富贵气,喻示所绘古代贤士的名望和地位。
如以此图为“竹林七贤”的残卷论,四贤之中,右边的第一位人物是山涛。画面上的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丰腴的身体倚着华丽的花垫,头微微仰起,仪态恢弘旷达。此人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名士,喜好饮酒,八斗方醉,从不失态。山涛好老庄学说,性格介然不群,身旁的侍童手捧古琴侍奉,给人一种隐逸半仙的意味。
画面的第二位是王戎。此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小弟,他是富贵子弟,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画面上的王戎踝足跌坐,右手执如意,左腕懒懒地搁在右手上,似乎正欲侃侃而谈。特别是手中摆弄“如意”的细节描绘,正是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在王戎的侧后,恭敬地站立着一位怀抱书卷的侍童,让人联想到王戎的才气。
第三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天下第一酒鬼”刘伶。孙位笔下的刘伶其貌不扬,满颐髭须,象是酒过半巡初歇,仿佛闻到一股酒气。画面上的刘伶醉态蹙眉,侧首欲吐,侍童手持唾壶跪接,但他双手仍然端着酒杯,刻画出“酒鬼”嗜酒如命又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人生态度。正如他在《酒德颂》中自评:“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画中的最后一位是阮籍。此人是曹魏时期的官吏,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画面上,阮籍面露微笑,侧身倚垫盘膝而坐,手执麈尾,洒脱傲然。麈尾是魏晋清谈家经常用来拂秽清暑,显示身份的一种道具,同时也具有“领袖群伦”的象征意义。在阮籍身旁,有一侍童恭恭敬敬地手托酒器,躬身听命,衬托出阮籍在士人中的名望。
如图所绘,我们看到“四贤”身旁各有一位侍童衬托主要人物。然而,南京出土的南朝古墓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早于孙位《高逸图》两百多年,却没有侍童人物,唯有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在古墓砖画中,有八人均席地而坐,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世外高人的个性姿态。有趣的是,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著名隐士,而“竹林七贤”则是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两者相差七八百年,怎么会同时出现在南朝墓葬的砖画上呢。从传统的构图寓意来解释,是因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