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项 =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这首诗是说隐居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隐居。王康琚认为,老子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的隐士。其实不然,既隐又何必在乎居于何地,要想“超凡脱俗”,山林与朝廷的区别也只是地理位置,再有的区别也就是头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罢了。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揣摩各帮政治家的心思,并未打算终老山林茅庐,是为典型的“隐而待仕”的高人。当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刘备,他虽心动,只是故意让刘备一再邀请,演了一出让刘备“三顾茅庐”的戏,最后还是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不过,入仕后的诸葛亮功绩宏大,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是: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隐居之人称为隐士,由于其隐居原因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所言太超前了,天下哪来真的隐士哦!不过,历代政治家都知道“隐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招纳贤达,收囊为治国待用;另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装点政治门面,拉些隐中名士入伙,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免“隐”中生事。除此之外,隐士中有被免官赋闲的,又有沽名钓誉的;有辞官不做的,又有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祸躲藏的……他们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脱俗的,也有提心吊胆的;有窥伺时机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在仕隐踱步之中,表面上往往是心如止水,实为处心积虑,待抚平创伤,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隐耕作之中,实际上身居山野草屋,却为寄情山水,醉于琴棋书画,自求一醉一陶然。
隐士以隐为攻略,窥机待发的“隐士”比比皆是,可谓是官场上的隐逸之徒。如唐代王维,他是诗人,有“诗佛”之称。但他为官则是时移势迁之人。他做过太乐丞,此官相当于现在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后因犯皇家禁忌私自娱演的“舞黄狮子”被贬官。他隐居一段时间,又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他半官半隐,伺机而动。安史之乱后,他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被捕入狱。若不是他在任伪职时曾作诗抒发亡国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恐怕王维是难脱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寻机东山再起,之后再归隐,实为政治投机之徒。不过,明朝也有个隐士叫陈继儒,他既是文学家又是书画家,他不做官,但极善于在高官之间游走,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可见他与高官们的交情。
还有心计更高一人,他是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他曾侍从孝武帝刘骏征战有功,被封晋安侯,后成为南北朝的道学家、中药学家。虽然,他隐居山中,但他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隐在山中,干着卖官鬻爵的生意。与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卢藏用,他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大家都知道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赠给他一个“随驾隐士”的外号。果然不出他的“定力”,终于有一天朝廷让他出来做了官,而且不出几年就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宠。不久,他的好友司马承祯无心仕宦之途,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建议他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却会意地一笑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这便是所谓“终南捷径”成语的由来。此后,卢藏用靠着太平公主这株大树,尽情地“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最后,太平公主策划君临天下未果,卢藏用被流放岭南。
其实,真正的隐士是很少的,像宋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种植梅花饲养仙鹤,终生不娶,人谓“梅妻鹤子”。可具有这般高尚淡雅情怀的人又有几个呢?这也只作为一个文化典故罢了。在众多隐士当中,南朝宋画家宗炳,当时朝廷屡次请其入朝作官,他都居隐不出。此人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特别信佛,喜欢漫游山川,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病老才回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元代的吴镇也是如此,他寄情于山水之间,笔墨纸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同为仕而隐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入仕,他们也拒不出。而与宗炳同时代的陶渊明,起初不是这样,他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之后以诗为伴就变成“真隐”了。不过,宗炳、吴镇等人不愿做官,却成就了他们的名声,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为名人,其墨宝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场,生计自然无忧,这点要比陶渊明的境遇强多了。
隐居,成了一种中国官场之人处事的心态象征,成其为文化也是一种焦灼与无奈。而中国文人求做隐士,实为化解心中的苦痛与郁闷,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闲的优雅,传达自身人格、人品和德化,体现自己笔下压抑的灵动、雍容,似潺潺小溪,闲闲地流淌,借景抒发心中的积怨。这与先官后隐,半官半隐,隐而待动既有心心念念,又是半遮半掩。自古至今,隐士们的身影处处而显,他们似乎始终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躲躲闪闪,又若即若离。但要真正剥蚀了隐居文化的外衣,挖出隐士最深处的清冽甘泉,可谓是汩汩有声!展示了代代相传,清澈实腐的为官文化和自恋文人的体味。在中国历史上,虽说隐居之人其原由林林总总,除了想其各种办法来提升隐居的效果,也有确实无奈而隐的隐士。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的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是为政治意义上的隐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仕途无望,另一方面又自觉世道炎凉,又不愿“入俗”民间,以求所谓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