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美术报》2000-07-29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初识王敬恒先生,是在去年秋。千禧年元旦,再晤于成都。我的感觉是,他朴素、真诚、敏感,外表平淡而内心丰富。
王敬恒又名王易,1928年生于成都。父亲经营药材。中学时因家境变迁和伤病而辍读,尽管他不愿业商,还是到药材店当了学徒。20岁前的三年里,曾入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旁听。求知渴望和人生困境,驱使年轻的王敬恒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并对偏重内心修养的明儒王明阳的心学、近代思想家熊十力的新儒学独有体会和倾服。这或许与他幼年多病、家道中落、前途渺茫而转求内心解脱的心理有些关系;其受益之处,是大大丰富了内心生活和思考能力。解放后,他摆脱了家庭要他从商的约束,但因无力继续求学而当了小学教员,直至退休。
王敬恒学画,出于一个纯粹偶然的因素。36岁时,患神经衰弱,医治无效;友人劝其静坐、习书法。他抱着一试的心情,购《艺舟双辑》、《广艺舟双辑》,竟大感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前后临写《张黑女》《张猛龙》《龙品二十品》《石门颂》《礼器》《龙藏寺》《圣教序》诸碑,进而读董其昌、石涛、黄宾虹诸家画论,悟“书画同源”之理,从《芥子园画谱》入门学山水。42岁改学花卉。46岁(1974)识陈子庄并得其指导,陈赏其才华,以“用笔大方浑厚,不可多得”相称许。越两年,陈子庄逝世,复画山水。三十多年中,深居简出,寂寞耕耘,先后学过沈石田、石涛、石溪、八大、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等,广收博取,不断探求。古稀之年,人画俱老。
王敬恒作品 《昔日瓦屋好》
如果从少年时代学书画,王敬恒可能会考美专,走现代学院教育的路线。那时,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正集中着一大批艺术精英和诸多美术学府。但事实上,他学画不仅很晚,还走了一条古老的传统路线:从临摹入手,以自学为主,由学书而学画,借读书以滋养技艺。今天看来,这不得已的选择未必没有幸运的一面。20世纪中国画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进行的,但学校大抵以西方体制为兰本,中国画虽得了借鉴之益,却被西画模式大改造,专门丧失了许多独特可贵的东西,甚至有演为西画分支的危险。王敬恒没有学过西画,这影响了他对写实造型能力的获得,但没有先入为主的西画训练,反而使他能自然顺利地接受传统时空意识、自然观念和技艺观念,更有效地认知与把握笔墨。其成绩和成功,可视作传统中国画教育有效性和价值的一个例证。
长期以来,绘画不是王敬恒的职业和生存手段,只是他的一种生命需要和精神寄托。这很接近陈子庄和黄秋园--虽然困顿、寂寞,却能较多地疏远甚至避开政治的干扰。名利的诱惑,画坛纷争,画坛纷争的烦扰和时尚风潮的影响,相对静处,超然物表。其绘画不假雕饰的书写性,朴茂流溢的自然生气,即根植于这种生存与精神境态。
王敬恒是个多愁善感、内心丰富的人。他曾这样写道:
“我不能搞科学,因太爱激动,太多愁善感。孤独时我感到我的存在,痛苦时我感到我尖锐地存在着。”“有时,我觉得我是一个孩子,生活刚刚开始,什么事对我都很新鲜,使我眼花缭乱,来不及松一松神,回头一顾。”“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衰弱讨厌的老人,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大串数不清的过去的日子……。”“我从儿时起,一直爱秋天,它是柔和的、温暖的,象羁留的夏天一样。但对现在的我来讲,它带了些许凄凉,柠檬黄的树木、金色的叶片,增加了无限的思念,院中石缝中的虫吟,更引我悲愤万种。”
从类似的笔记和学生记录的谈话,我感到王敬恒是一个敏于生存困境和人生痛感的艺术家。他时常处在忧郁之中,感到生活中“极少快乐”,感到有千言万语想倾诉但又难以找到倾诉对象,感到一种“无告”的痛苦。他甚至觉得孤独是人类摆不脱的梦魇,说为了减少孤独,人“除了与同类为友,也需跟异类为伴。”这类痛感体验,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也源于他的气质个性和对痛感经验的自觉意识。艺术史和艺术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家的痛感体验最有可能转化为创造的激情和机制。不过对山水画来说,人生痛感向创作激情的转化往往采取十分曲折的方式。画史上,倪云林、八大和弘仁善于把生命痛感凝化为孤寂、冷逸的风格,并赋予意象以人格化的象征意味。但大多数山水画家并不如此——他们总是借助于老庄物我齐一的思想,把自己的人生痛感化作对造化自然的亲近和眷恋,换为遽遽然不知物耶我耶的惬意逍遥。王敬恒属于后者。他的山水作品总是活泼泼地,充满生命活力,看不到忧愁的悲痛。他在一则《自记》中说:“有人看了我的画,说得到安慰,感到快乐·····,然而我本人却这样忧愁,极端不快活,可以说到了悲观的程度。”3看来,他的人生痛感与山水创作是二元的。不过,敏于人生苦楚的人也一定敏于自然生命的美和永恒。
中国画家重视“文”“行”和“道”的修练。如果把这种修练解释为一种广义的人文精神与素质培育,并把这种素质培育与艺术技艺的锤炼统一起来,这一传统就有了新的意义。在讲效率、讲“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艺术家常常把“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作为行为准则,于是趋新、取巧、包装、炒作、追求大众化效果和明星效应。王敬恒没有受过高等美术教育,没有标志身份价值的高职头衔,甚至连美协会员都不是。但他认真读书,重视知识、智慧、人格的修炼,对天与人、物与我、情与理、功夫与天才、艺术与非艺术、东方与西方等等关乎艺术本质与规律的问题,都去努力认知和思考。不妨试举几例:
在一段自记中,他谈到自己看电视的体验:
“电视剧平庸居多,但每次一打开,就不知不觉地把它们看完。这说明平庸的东西容易降低人的胃口。古人言,入鲍鱼之市久不闻其臭,故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平庸的东西降低自己、同化了自己。不要降价迎合。”
承认自己常会“不知不觉”陷入“平庸”,同时又自觉滋生出对平庸的抗拒,这表明画家不平庸的自觉意识和思想力。缺乏了这种自觉和力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艺术变得平庸。
有一次他谈到色彩:“······装饰手法也不排除使用,但应强调作品是我心灵的产物,它必须有一种持久的特色和内容。我应使自己心地明净、明确,有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技艺把握、艺术表现与人格、心境修练是通联的,有“心地明净”的心灵世界才会有能应“秩序井然”的色彩表现世界。但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体会这一点。王敬恒的作品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层面,但有此体会正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前提。
儒家或佛家所言之“心地明净”世界,讲的是人性、心性,是超认知与情感的道德境界。但艺术创造更需要直觉、感情,否则就只有说教而没有艺术。王敬恒所要的“心地明净”与心性学说的道德境界不一样。这在另一则笔记中有所陈述:“艺术最需要体会,不需要理智。理智是支离破碎的,是实用的。只有体会才能把握整体,把握生命,才能体悟何谓宇宙。”理智当然不都是“支离破碎”和“实用”的,但强调艺术最需要非理智的“体会”,是很对的。“体会”靠直觉与情感,是艺术把握的基本方式。艺术家在进行知性和人格修练的同时不失去直觉、感情和体悟,才能保证艺术造物的感性生命特征。王敬恒读熊十力,能把熊氏关于“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人生境界的思想,同艺术的直观把握和感性体认通联起来,是不容易的。
王敬恒还喜欢中外文学,也读西方哲学与艺术史著作,其知识结构与意识倾向,异于追赶“当下性”的前卫派,不同于坚守一隅求其完满的学院派,亦非惟古是求“老古董”和“国粹派”。王敬恒就是王敬恒,理解了这一点,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画。
王敬恒《读哈耶克后写山水》1998年
王敬恒的绘画,以山水为大宗,花鸟次之。本文主要就他的山水画谈几点印象。
一、 鲜活的山林气
王敬恒画山水,不止于摹仿,也不求之于写生。它们没有临摹之作对古人的谨守重复,无写生之作对自然形态的摹写拘泥。画面有一股发自山川林木的鲜活之气,蓬蓬勃勃,苍苍郁郁,今人神怡。这源于画家对山水造化的感应和生命意识的渲泻,也与画家淡泊功利、寂寞自处的心境有极大关系。当代的山水作品,有为“好看好卖”而画,有为“形式探索”而画,有为“风格创造”而画,各有各的道理与价值,但它们都对山水画的本体意义有所忽视:山水就是山水,就要有山川自然之气,有山水固有的生命魂魄以及人对它的体悟。当代山水画或者掺杂了过多的世俗因素,或者被当作某种视觉语言实验的载体,反而不把山水自身看得很重要了,这不正常。王敬恒的山水技巧或可挑剔,但它相对纯粹、有鲜活的生命,这在当下,是极为可贵的。
王敬恒 《读哈耶克后写山水》 局部
王敬恒一向不看重写生。他始终生活在成都。只有1983年到汶川、马尔康等地旅游过三个多月。那鲜活的山林气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自己的说法是:“画山水不一定非游历不可。为行万里路,跑得腿肿脚粗者多的是,画出什么来了呢?······要想,尽量想我曾经在山里住过一长段时间,我就从那里体会,仔细地体会,反反复复地体会。”5 行万里路未必能画出好的山水作品,这确是事实——行程十万八千里,游山观水照相写生的画家不计其数,但他们未必都能赋予自己的山水画以鲜活浓郁的山川之气。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另外一个事实:乏于对造化自然的深入观察体会,也难以作出大贡献。古人讲“饱游饫看”,是古代山水画家经验的总结,被画史证明是千真万确的!王敬恒长期生活的蜀中,本就有好山好水,没有这一环境的陶冶,他也就无从“体会”了。不行万里路,而能与身边的大自然有真交流,也能获得山水创造的灵感与动力。而且,王氏山水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写生山水,即不是象李可染那样从写生中提炼而来,乃由传统山水模式中承传、变异而来,对真山真水的体察只是补充因素、激活因素——这是元代以来山水画家最普遍的创作方式,包括提倡“行万里路”的董其昌,自称“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纵游程度不同,对师古人与师造化的关系理解有很大差异。中国山水画一开始就不是对真山真水的写生,而是对胸中山水即山水意象的描绘:不是对自然美的单纯欣赏,而是对仁智之乐和逍遥之意的抒写。传统师造化观念与西方摹仿自然观念、传统写生方法与西画写生方法,本来就有质的区别。王敬恒没有走以风景画改造山水画的路,他看重对自然的内在体验而不特看重对景写生,根于传统,有他的道理在。毫无疑问,这不能成为忽视“师造化”、“行万里路”的理由。忽视这一传统,难以阔其胸襟,舒其怀抱,也容易陷入僵化的形式主义。
二、自由书写性
笔墨是山水画的基本语言,又在山水画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山水画在传统绘画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与笔墨的高度成熟互为因果。笔墨是造型因素,又是相对独立表现的因素;他的情态万千的力量感和韵致,一向被视作山水画魅力的主要来源。笔墨讲规矩,也讲随机性;无规矩会丛杂散漫,粗糙无序;没有随机性势必拘谨刻板,失去“意笔写天真”之趣。当下山水画有两种流行之“风”,一是刻意制做,二是抛弃规范的率意挥洒。前者靠物理化学作用或工匠式的描摹填画,以偶然效果或刻板的“视觉冲击”取胜;后者大胆挥抹却有气无力、有墨无韵,把自由演为散漫失控。两种倾向都源于对笔墨的放弃或无力把握。王敬恒重视笔墨修炼,他的笔墨随机、放松,富于行草般的书写性,粗服乱头而不杂乱,横涂竖抹而有节律,心手相应,不滞不碍,是发自心灵的渲抒,而非无度的率意和恣纵的轻狂。这根于他的浪漫天性和自觉追求,以及对黄宾虹和陈子庄的学习借鉴。 但其不足处也是明显的:用笔有时由“野战“而散漫,乏于更高一层的控制。愈是纵意愈讲求理法,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至高境界。近代画家,惟黄宾虹晚年能臻此境。运笔的随意和自如是以熟练为前提的,但还须熟而能生,熟后而生,否则可能流于甜熟乃至油滑。王敬恒作品熟练而不甜熟,但也未到“熟后生”层面。笔墨一下要求取“熟后生“,是因为过分熟练必导致习惯性操作,使艺术止于技术的单纯呈现与重复,而失去精神的投入,也失去形式技巧本身在不断由生而熟的推进过程中所显示的原创性。艺术的生命在于意义与形式的创造,任何对这两方面的削弱和消解,都意味把它引向枯萎。
三、秀润苍茫的笔意
王敬恒作画喜用羊毫、湿笔,用笔松秀面有层次;画面秀润、清丽而苍茫。一般说,用笔秀润易,苍茫难,秀润而苍茫更难。“润”与用水量有关,“秀”主要决定于笔法。“苍茫”则更多地关乎笔法与笔墨层次的处理。作为一种笔墨风格,“秀润苍茫”还与画家的个性、趣味、师承与作画习惯分不开。王敬恒在笔法上受惠最大的是陈子庄——其自由、松秀、舒展、清丽诸种特色,都可以看到陈氏影响。惟苍茫浑融,得之于黄宾虹为多。它的缺憾,一是笔力较弱,但又喜快行笔,多回环往复,不免留不住,柔秀有余而刚劲不足。二是有时湿笔过多,该苍老之处不够苍老,该浑厚时不够浑厚,好象交响曲缺少了凝重的低音和强劲的管乐。这表明笔下功夫还不够火候,也与画家偏爱羊毫有些关系。羊毫柔韧,含水量大,但不够刚健。明以前画家多用健毫,清人多用羊毫,黄宾虹说清代山水画“柔靡”,有审美追求的原因,也有工具所致的原因。要改变这状况,必须提高点画质量,同时适当变化单纯使用软毫的习惯。
四、繁而不乱的结景
王敬恒山水以繁密为特点,繁而不乱,密而生灵,林木葱茏,生意跳荡,似有龙蛇出入。这全以笔墨为支撑,而其笔墨则以书写性的笔线点画而非泼墨、积墨为物质——虽不乏泼、积方法的使用。在20世纪画家中,傅抱石是散锋泼写,李可染是层层各画。黄宾虹大抵以中锋笔线积写,最得浑厚华滋之妙。陈子庄采黄宾虹的笔线方法,得其自然如生之意而未臻华滋浑厚之域。王敬恒力图融会黄、陈,构置自己的笔墨与画面结构:其高远繁茂近黄,但未能象黄氏笔墨那样繁而不碎;其灵动自然近陈,但还不及陈氏笔画的清峻秀拔。他有很好的笔气笔性,所应加强的,一是笔法的丰富与变化,二是笔墨品质的升华。
四川人杰地灵,杰出艺术家代不乏人。但除五代和抗战期间以外,始终不是中国画画坛的中心。张大千、石鲁虽生在四川,成就他们艺术的主要环境却在四川以外。成都、重庆有不少具有传统素修的画家,但总体上还是大弱于江南和北京等文化中心地域。20世纪以来,四川也出现了新式美术学校和新国画传统,写实水墨画、新工笔重彩和种种探索性中国画,都有相当的成绩。今天,四川已经告别了闭塞的历史,能够随时获得最新的艺术资讯,跟上最时髦的艺术潮流——近20年来四川油画的突出成就就是明证。但四川中国画和四川油画不能并驾齐驱,原因何在?我以为是中国画对传统根基的要求更高,而这恰恰是四川的不足,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改变。油画当然也需要西方传统的根柢,但中国最重视作为油画根柢的造型与色彩能力培养——在这方面,四川油画家与外地油画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在意识、人才和相应的艺术氛围上占了优势,谁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中国画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它的地域差别(不止四川)始终是鲜明的。但四川毕竟出了象陈子庄这样杰出的国画家。陈子庄的主要经验,恰恰是对传统画学和画法非凡的致力。对今天的中国画画家来说,得到传统比借鉴时髦的西方理论和形式困难得多,也根本得多。诚然,得到传统不是为了重复古人,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画艺术沿着自己的轨道演进和创造。在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方面,王敬恒是十分突出的,这也正是其艺术和探索的主要意义所在。
期待王敬恒的升华与突破,也希望国画家朋友从中得到启示。
2000年5月3日于北顾楼
本文作者
郎绍君,
河北保定人,汉族,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书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并担任博士后指导导师以及兼任文化部造型艺术成就奖评委。现任河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砚田秋耕:郎绍君·徐如黛邀请展》 2014年4月1日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1]
《齐白石研究》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2]
《笔墨文心---名家书法作品系列丛书·郎绍君卷》 2013年11月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3]
《论中国现代美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现代中国画论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
《重建英国精英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1995)
《齐白石》天津杨柳书画社(1997)
《林风眠》河北教育出版社
《齐白石的画界》台湾义之堂
《守护与拓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齐白石全集》(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
《陶冷月》河北教育出版社
《艺术理论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画家》
《中国绘画三千年》(合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
《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主编)
《中国造型艺术辞典》(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现代分支》(主编)
《中国古代绘画百图》(1977)
《从写实到荒诞》(1997)
《守护与拓进》(2001)
《郎绍君美术时评》(2002)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